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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
围绕《宋诗选注》的一场论战
2009-07-21 16:47:40 来自: 林雲(「我讀書少，你別萌我」)
围绕《宋诗选注》的一场论战
2008年9月李裕民教授发表《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探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的苦衷和学识上的缺陷，随后陶符仁于2009年4月19日发表《为钱锺书先生辩——李裕民〈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误订”》，对李裕民提出异常尖刻的批评，在网上引起一阵热评，如今李教授又在《社会科学评论》上发表《是“误订”还是“误辩”——答陶符仁对〈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责难》，对陶说作了全面的批驳，这无疑是本世纪学术领域内的一场精彩的论战，谁是谁非，笔者暂不作评论，因该杂志一般读者不易见到，特将此文转发于此，并附上述二文，以便大家了解这场论战的全貌。
笔者附识2009年7月7日
是“误订”还是“误辩”
——答陶符仁对《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责难
李裕民
凡名人故去后，常常留下一些谜团供人猜测，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就留下了两条：一是说起《选注》中的苦衷，二是说自己有“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但他偏不举例证，让人摸不清是真话还是假话（包括过分的谦虚或自诬）。我想如是真话，他一定是根据自身的许多事例得出的，在《宋诗选注》这本书里多少会有一些表现，于是试着作些猜测，仔细读了几遍，终于找到一些,于是撰文作了探讨，提及“欠缺历史修养”、“不太懂考据”等缺陷。我觉得对文学家来说，有一些专业之外的缺点不算什么，就像说历史家欠缺文学修养或欠缺形象思维，都不算什么大问题。我的文章原题为《钱钟书选注宋诗的苦衷和学识上的缺陷——〈宋诗选注〉发微》，在《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3期）上发表时，被编辑部改题为《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继而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2期）转录，没有想到这样一篇小文章，却引起个别人的不满，招来了一阵狂轰滥炸。
2009年4月19日，陶符仁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一篇《为钱钟书辩——李裕民〈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误订”》，文中将我的“猜测”扭曲为“订误”，然后说我“误订”了，把钱自己说的话栽到我的头上，谴责我在“指斥钱先生的‘学术缺陷’”。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视本文为文革中的“大字报”，“罗织经”，放了一通连珠炮：悖妄，谬妄之态可掬，像街头的补衣匠，逞其无知，肆其狂悖，像个大学低年级生，吹毛索瘢，效拘虚小儒，胶柱鼓瑟，十足错误的批评，教人齿冷，率尔武断，不足为训……。
好厉害啊！但我不禁要问：上述的语言在拙文中能找见吗？到底谁的文章更像文革中的“大字报”呢？大概陶符仁觉得这样做还不过瘾，又把去世十多年的我的老师也牵出来，企图敲上一棒。从古到文革确有“株连”这一招，但就是“株连”九族也轮不到老师呀，陶没有署真名实姓，我不知道他有多大，要是他经历过文革，一定是经验老到者，如果年龄尚小，那就不能不钦佩他的不学而会而又富于创造性的天分了。
一 陶符仁的辩词全都站不住脚
陶符仁之辩，到底有多少理呢？下面按照陶文的次序，作具体的分析。
一、关于“孤证不定”说
陶符仁在进入具体问题的辩驳之前，大谈一通方法论：“史学家应该‘孤证不定说’，而李教授大概忘了这一条”。
陶大概自以为掌握了史学家的诀窍了，其实是他忘了最基本的常识，事物是复杂的，这“孤证不定”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并不适用于任何场合。当讨论的问题只是有还是没有或者是还是不是时，往往只须一条铁证就够了，例如在你辩词中所提宋江是否投降的问题，只用一条铁证就解决了,怎么转眼就忘了?是你特别健忘还是有意忘记,只有你心里明白了!我写的文章是属于后者，这论点“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是钱自己立的，我要探讨的是钱说的是否真话；找到了一些例子，证明他说的是真话，如果不存在，那就是假话。我还找到一条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虽然只有一条孤证，你驳不倒，就说明它存在。
我们通常写的论文，论点是都是作者立的，这当然需要搬出大量证据，单文孤证不能成立。例如陶符仁一开始说：“李裕民教授是从‘订误’起家的”，然后推定“假若一个人终生业此，乐之不疲，就像街头的补衣匠，时间干得久了，也就很容易自以为是，悖妄起来，甚至一见裁缝店，便手心发痒，不问好坏，一律揽作生意，那便不免要闹笑话了。”开始用“假如”，说着就成了事实，成为你“动起‘妄心’”的目标。这是你的立论，得拿出大量证据来，而你仅仅拿了我的《四库提要订误》这一孤证就随便引申。如果你稍微费心查一下我三十多年来的论著，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既不是“订误起家”，亦非“终生业此”，订误只占少数。这“孤证不定”原来是陶对付他人用的，自己可以不受此限，天下竟有这等道理！
二、关于“版本不甚留意”的例子
我在《探微》中说到：“对版本不甚留意，如147页吴涛诗，选自吴沆的《环溪诗话》，没有题目，只好写了个‘绝句’代题。其实《宋诗拾遗》卷十五中选了此诗，题为《暮春》”。
在陶符仁看来，这里不存在版本问题，陶说：“假如说，‘不留意版本’的批评可以成立，那还需要别的例子。因为，李文所举的例子，本身就很有问题，或者可以说，不通版本学的，其实是李教授本人。”《宋诗拾遗》，“钱先生是看不到此书的；退一步说，即使能见到，也不一定采录，因为《拾遗》所录的吴涛诗四首，《环溪诗话》中都有，并没有多出的。据此可知，《拾遗》就是采自《诗话》，没有别的来源（《宋诗纪事》所录二首，亦据《诗话》，可为旁证）。而《暮春》的题目，一望而知，是辑者自拟的，……《绝句》之题，也还不是钱先生所拟，那是根据《宋诗纪事》的。”
这一番话靠的住吗？吴沆《环溪诗话》今存的是明、清的本子，而《宋诗拾遗》是元人陈世隆编的，他所见到的《环溪诗话》必定是宋、元本，从版本学的常识讲，总要优于明、清本。怎么会不存在版本问题呢？不仅如此，陈世隆还能见到吴沆的《环溪集》，此本明初尚存
。陈世隆是出版家陈思的从孙，曾增辑过《兩宋名賢小集》一百四十家，《环溪集》等书都不难见到。你有什么理由断定他“没有别的来源”呢？《宋诗拾遗》引的四首诗，都有题，与《诗话》有异，又没有注明出自《环溪诗话》，在无直接证据之时，只能说：采自《诗话》或别的集子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其题也很难说一定是辑者自拟的，所谓“一望而知”也能算证据的话，我看陶符仁大可不必费心写这篇长文了，只要说一句“一望而知”《探微》完全错了，就得了。至于拿着抄自《诗话》的《宋诗纪事》作旁证，就好比自己举自己为证，那是没有证明力的。退一步说，即使题目都是元代辑者所拟，也比没有题目强，起码在注中提一下，对读者也能起点启发或参考作用。我之所以说“对版本不甚留意”，只是提一下，并不想太苛求，毕竟这本书藏在南京图书馆，一般人不容易见到。但如果钱钟书能多留意版本，托人看一看，依其身份和地位，应该是不难办到的。
三、关于“对作品缺乏考辨”之一
我在《探微》中举了两例，一是：“如王安石的《夜直》（49页），作者是否王安石，宋人已有异议。周紫芝《竹坡诗话》认为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所作，证据应该说是很硬的，这是王安国的孙女婿沈彦述亲口对他说的，而沈看到过手稿。钱钟书认真读过《竹坡诗话》，这条材料应当见过，如可信，应改正，如不可从，也该作考辨，然而一句也未提及，就直接定为王安石的作品了。”
陶的辩词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李教授的话，不无可取处，但过于自信了，所以不免语病。这首诗一向载于王集，并非钱先生“直接定为”的，李教授既没检《临川文集》，也没有检《荆公诗注》，便率尔武断，是不足为训的。
应该说，我的理由已申述得非常清楚了，陶大约觉得无理可驳，便扯到别的话题上，说我“既没有看《临川文集》，也没有检《荆公诗注》，便率尔武断”。我看这“武断”二字，还是你留着自己享用吧。我不仅藏有《临川文集》和《荆公诗注》，还有与《临川文集》有很大差异的《王文公文集》，稍有宋代文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书不是王安石编的，是后人所编，有不少漏、误之处，宋蔡絛《西清诗话》指出：王文公“其文迄无善本……如‘春残密叶花枝少’……皆王元之诗。‘金陵独酌’……皆王君玉诗。‘临津艳艳花千树’、‘天末海门横北固’、‘不知朱户锁婵娟’，皆王平甫诗也。”
李壁的《诗注》中多处指出疑非王安石所作，说到《即席》，“或云：此平甫（王安国之字）詩” 元代方回还指出《杭州呈胜之》亦是王安国所作
。既然有那么多疑问，我们在引用时必须注意分辨，如果是你陶符仁一见集中有的，不问真假，拿来就用，我不会指责，因为你毕竟不是名家，但对钱钟书而言，看到“一向载于王集，就‘直接定为’”，不作考辨，这就不能不说是缺陷了。
陶又说：“既选之而又自驳之，钱先生做事情，还没这样疑信参半、首鼠两端的。”这就奇怪了，本来，问题很容易解决，如果承认是王安国作的，就把它放在王安国名下就行了，谁要求“钱既选之而又自驳之”了？生造出一席话，再加点挖苦式的评论，这也叫为钱先生辩？
四、关于“对作品缺乏考辨”之二
关于《李师师外传》，钱说：“宋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说汴梁城破以后，她不肯屈身金人，吞簪自杀……”
我在《探微》中说：“据我考证，此《外传》乃是清顺治年间的作品。”“用这样一个经过创造加工的艺术形象，来论定真实的历史人物，离真理就太远了。”
陶反驳道：钱的上述话之下，还说到：“不过据这首诗以及《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卷五、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等看来，靖康元年正月宋政府抄没了她的家私以后，她就逃亡流落在湖南、浙江等地方。其实，这只是李教授的‘罗织经’。钱先生的原话，再也明白不过，又何尝信其为真了？但一经‘截割’，‘断章取义’，钱先生的意思也就变了。”
我驳的仅仅是钱说“宋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这句话，说的不正确，它不是宋人作的，下文引到的《三朝北盟会编》、《墨庄漫录》都是宋人作的，我没有异议，为什么非要扯在一起说？钱引前后两说，中间用了“不过”二字，转到另外还有一说去，但没有表态：前一说不对。一般学者在并列两种说法时，总是把倾向性意见放在前头，倘若钱考证出它是明、清作品，他会放在宋人撰的《会编》和《漫录》的前面去介绍吗？
陶又说：“今人有数家考证，”“从旧说作宋人作品，未为不可。鲁迅所辑《唐宋传奇集》，亦收此篇，作宋无名氏。”
我实在闹不明白：陶符仁在为自己的作品辩解，还是为钱辩解，怎么不站在钱的高水平上，却按自己的低水平去要求？老实说：《宋诗选注》要是陶著的，对这一点差错，我不仅不会说不是，反倒会适当肯定的，因为陶总算参考了一些书，比瞎编强。但碰到钱先生如此做，我不能不表示遗憾了：对早在几十年前鲁迅的话，怎么不考证一下是否可靠，拿来就用呢？我当时看到钱这一段话之后，有些怀疑，又查阅了诸家考证，觉着都有举证不力的缺陷，便试作进一步考证，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确定决非宋人作品，在《探微》中把考证的结论拿出来了。按照陶的说法，我是“大学低年级生”，既然大学低年级生也能考证清楚，堂堂文学名家更容易做到，却不肯作考证，拿来就用，这难道不是“对作品缺乏考辨”吗？
五、关于缺乏历史素养、不太懂考据之一——宋江问题
我在《探微》中说：“历史上的宋江只是个游寇，在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打游击，被称为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最后在海州战败投降。根本没有在梁山泊活动的任何记载，更没有将梁山泊作为起义的根据地……至于元、明人将宋江和梁山泊联系起来，那是受小说影响的结果。”
陶认为我的说法，是袁枚早就说过的旧说，只是被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驳倒了，余氏认为：“宋江据梁山泊，既历见于元人诗文及明、清地志，又为《方舆纪要》（按指顾祖禹书）所取，自必确有其事，无可疑者。”“1958年的钱先生，必是取余氏新考，而弃旧说的，所以才会那样下笔。李教授效颦余氏，亦步亦趋，而于余氏的名文，却不知一读，偏要逞其无知，肆其狂悖，来斥钱先生的欠缺历史素养，岂不是教人齿冷！”
我要提醒陶氏，你只要稍微比较一下我与袁枚之文，就会看到两者并不一样，袁的问题提的对，但举证不足，更没有谈“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而我说这些，背后是有一批史料为据的，只是这里毋须展开而已。对余先生的大作，我在几十年前就读过，可能比你还早，说我“不知一读”，恐怕是你在“逞其无知”吧！只是你读了半天，就没有读懂，我只好再谈点必要的常识。考证是讲证据的，而证据必须看其证明力的大小，余先生考证工夫很好，但不是篇篇都对，在这篇文章里就犯了一个大毛病，拿的都是元、明、清的资料，那不是第一手资料，连第二手资料也称不上，只能算第三手的资料。缺乏证明力的第三手资料怎么能否定第一手资料呢？八十年代学术界关于宋江是否投降派之争就是一个教训，双方都拿不出第一手资料来，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马泰来找到北宋末年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中叙述了宋江等人穿着官服进城的场面，并表达了对朝廷政策的不满，这一条铁证就把问题解决了。这说明：“孤证不定”不是绝对的，在有还是没有、是或者不是的问题上，只要一条有力的证据就可以了。邓广铭师是讲究证据、服从真理的，看到马文后，在多个场合中承认自己“宋江不是投降派”之说错了。知错就改，这就是大学者的风范。
我在《探微》中举这首诗证明：“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钱说‘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本来，事情很简单，如果陶能否定这条证据，就能证明钱的说法能够成立，否则，只能证明我说的没有错。然而陶却背着牛头不认账，蛮不讲理的提出：“除了马氏拈出的那首外，‘采著’宋江之事的宋人诗，李教授能否再举出第二首？”我的导师邓广铭先生当年可做不出这样的事：要求马泰来能否再举出第二首来。
我举那一首诗之意，只是驳了钱的推论，并没有强求那时的钱去找到这条材料。宋江的造反，其规模不大，远远比不上方腊，当时的文人骂方腊的诗文甚多，骂宋江的诗文很少，这是很自然的。如果钱的历史素养稍高一些，即使没有见到马泰来提到的那条材料，也不会轻率地责备宋士大夫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大量的事实表明，自秦以来，士大夫最敢说的就数宋代了，在皇帝不耐烦听臣僚意见站起来就走时，他们敢于上前去拉着皇帝的衣服，让他回到宝座上听完意见，他们提意见最激烈时把吐沫溅到皇帝的脸上，甚至把皇帝所作的事情说的一无是处。这些对研究宋史的人来说是很普通的常识，钱没有掌握，这不能不算是“欠缺历史修养”的一点表现吧！
六、关于诗人年代问题
我在文中说过《宋诗选注》的“诗人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如“欧阳修应移苏舜钦前，黄庭坚应移秦观前，陈师道应移张耒前……等”。
陶文辩道：“这证明李教授于《宋诗选注》的体例，也没有细察。《宋诗选注》是为普通读者而选，是通俗读物，其底本则为《宋诗钞》。”
从这番话看，陶符仁是“细察”过《宋诗选注》的体例，认定《宋诗选注》是以《宋诗钞》为底本，其排列方式并不以“诗人生卒先后为次”，也就是说，《选注》的排列方式是参照《宋诗钞》而来的。听起来振振有辞，想必理由十足。待到一查《宋诗钞》，不对了，事实完全相反。首先，简单地把《选注》说成以《宋诗钞》为底本是不符合事实的，《选注》总共选了80人，其中见于《宋诗钞》者仅34人，其余46人是从其他书中找来的，陶把钱的博采众书的辛苦劳动，轻轻一句话统统都否定掉了，钱若在地下有知，又该对你这位辩护士的做法作何感想呢？其次，看一下《选注》的排列方式究竟是不是与《宋诗钞》相同。为了方便比较列表如下：
诗人 《宋诗选注》中的次序 《宋诗钞》中的卷数
王禹偁 3 卷一
林逋 5 卷十三
梅尧臣 7 卷八、卷九
苏舜钦 8 卷四、卷五
欧阳修 9 卷十一、卷十二
李觏 11 卷四四
文同 13 卷二六
王安石 15 卷十八、卷十九
王令 18 卷二四
苏轼 21 卷二十至二二
秦观 22 卷三六
张耒 23 卷三十、卷三一
孔平仲 24 卷十六
唐庚 27 卷四六
黄庭坚 28 卷二八
陈师道 29 卷二五
韩驹 33 卷三三
汪藻 36 卷五一
王庭珪 37 卷九一
陈与义 41 卷四二、卷四三
刘子翚 47 卷五三
杨万里 48 卷七一至七九
陆游 49 卷六四至六九
范成大 50 卷六一至六三
陈造 54 卷三七
徐玑 57 卷八七
徐照 58 卷八六
翁卷 59 卷八五
赵师秀 60 卷八四
刘宰 63 卷九二
戴复古 64 卷九五、九六
刘克庄 69 卷八九、九十
文天祥 78 卷一百一
汪元量 79 卷一百五
《选注》将林逋排在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之前，《宋诗钞》则在三者之后，永嘉四灵的排法，双方次序完全相反。总而言之，两者的排列方式截然不同。我真不明白，陶氏到底“细察”过没有，怎么会看走眼到这等地步！
陶符仁又进一步补充说：“传统的总集编纂，并不总是以生卒先后，还有别的依据，如‘次以科第’”。
请问：《选注》“次以科第”了吗？钱在介绍人物时，根本不提他们是哪一年中的进士，何来“次以科第”？再看具体的科举情况，以《选注》中排在第14至17位的文同、曾巩、王安石、郑獬、刘攽为例，他们中举的时间分别为皇祐元年（1049）、嘉祐二年（1057）、庆历二年（1042）、皇祐五年（1053）、庆历六年（1046），显然，他们中举的时间早晚与《选注》的排列毫无对应关系。陶符仁连《选注》都不曾好好读一读，就敢写出驴唇不对马嘴的辩护词，钱钟书若地下有知，岂不气死！
七、关于偏狭的表现之一——未选朱熹诗、《正气歌》、妇女诗的问题
陶文说：李教授还指了钱先生的“褊狭”。具体为：钱先生没选朱熹的诗，没选宋代妇女的诗，以及没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李教授“欠缺文学修养”，并不懂诗，本来没资格说这些，他之所以敢于妄言，我猜想，那是因为见别人都说过了。没选《正气歌》的事，是学者讨论得最多的，王水照教授有过考究，……没选朱熹的诗，刘永翔教授有过提及。这些文献，想来李裕民教授都看过。
陶大概是想说：我在拾他人之牙慧，或以为要与人争什么发现权吧！《选注》选了什么和没有选什么，都是明摆在那里的，还用看别人文章才能知道吗？文天祥《正气歌》和朱熹的《观书有感》，这是大家常见的诗，我在中学里就会背了，一直认为是好诗，翻开《选注》，不见收入，自然有想法，对照钱自己的说法，我以为这就是“偏狭”的表现，这是我的看法，他人没有这样提的。同一件事，谁都可以提自己的看法，同一条材料，谁都可以使用去说明不同的问题，这并非都要注一下，谁已用过这条材料吧！
陶说：“至于宋代妇女的诗，李教授的说法，是很足令人失笑的。李教授大概读过一些宋词，便误以为宋代妇女的诗，也像宋代妇女的词一样，有什么妙作，一时想当然起来。他不知道，历来宋诗选本里，就没人选过妇女，关于这个，钱先生是‘吾从众的’。”
我要问陶符仁：你真翻过“历来宋诗选本”吗？我对诗是外行，不过，据我的孤陋寡闻，康熙皇帝《御选宋诗》中选录了68名妇女诗
，厉鹗《宋诗纪事》就选了118位妇女的诗。这两部书，《四库全书》里就有，不难找见，不知何以博的了不得的陶符仁敢说：“历来宋诗选本里，就没人选过妇女。”刚才“令人失笑”的你，此时是不是该苦笑了，“一时想当然”的话用在陶符仁头上更贴切吧！至于说“钱先生是‘吾从众的’”，实在是小看了钱先生，他是最讲个性的，要是都“吾从众的”，他就不会去做这本《选注》，也不会不选众人都选的《正气歌》了。
八、关于偏狭的表现之二——苏辙好戴高帽子问题
我在《探微》中说：韩驹小传中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页114）。在现在民众心目中，最知名就算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了，其次是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等，知道储光羲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拿他作比喻怎么能算一顶高帽子呢？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列举了24种唐人诗体，就没有储光羲的份。钱先生在注中说到：“苏辙称赞参寥的诗酷似储光羲，参寥回答说：某平生未闻光羲名，况其诗乎？”说明储光羲在宋代知名度也不高，宋人不把它看成一顶高帽子。
陶反驳道：苏辙本人，尤其推崇储诗，他的后人苏籀记《栾城遗言》：“唐储光羲诗，高处似陶渊明，平处似王摩诘。”写的比较差的，已足与王维并论，那当然是一流的作者了。
这也算是辩护词，实在不值得一驳。所谓高帽子是现代的词，它是有公认性的。单是个别人的认识怎能叫做高帽子？儲光羲在宋人心目中地位到底有多高呢？这里不妨列举有关的选本和诗话为证。
南宋柯梦得《唐贤絶句》，收唐诗人54人，无储光羲。
南宋赵师秀《众妙集》，收唐诗人76人，无储光羲 。
北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收108家，其中有储光羲，占诗人总数0.92%。
南宋计敏夫《唐诗纪事》收1150家，其中有储光羲，占诗人总数0.1%。
北宋姚铉《唐文粹》收唐人诗958首，其中收储光羲诗1首，占收诗总数0.1%。
南宋洪迈《万首唐人絶句》，其中收储光羲24首，占收诗总数0.24%。
从以上选本可见，当选录诗人在数十人时，还轮不到储光羲，只有到人数超过百家、诗数将近千首才有他的位置。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汇编了评述唐诗人的资料，其《前集》收唐诗人28人，无储光羲。其《后集》收唐诗人21人，仍无储光羲。这一切，难道还不清楚地表明，在多数宋人的眼中，储光羲的地位和一流的李白、杜甫相比，差距还相当远吗？
陶又辩解说：钱先生开玩笑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这是一种机智的俏皮话。
说俏皮话、开玩笑，仅仅是形式，其本质往往含讽刺之意，这一席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是用比喻手法去讽刺苏辙。请问陶符仁：如果你在过分吹捧某人时，有人说：你就会动不动给人戴高帽子。你觉得这是让你高兴的玩笑吗？
二、陶符仁有意回避了两个问题
我在本文写作之初，对陶符仁不按照拙文论述次序写作，颇感纳闷，待到驳毕，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有意回避问题，又想不露痕迹，为构思这篇文章，可是费煞了心机。
一、回避了拙文中陶氏无法辩驳的例子
看着陶符仁气势汹汹的样子，指斥我犯了“十足的错误”，我以为他把拙文举的例证都驳完了，待到仔细一查，不对呀，我在猜测钱氏“学识上的缺陷”时，举了10个例子，陶仅驳了5个。再看一下那5个未驳的例子，可以说，没有陶氏任何钻空子的余地。原来他在气壮如牛的背后，却隐藏着难以启齿的虚弱。
这5例中，第1条是严羽注中把历史年代搞错了。第2条关于道学的评语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第3条是钱常说作者的“生年死年不详”，我说其实有不少是不难考知的，并列举了9个很容易考知的例子。第4条、5条内容不多，不妨引证于下，以便读者参考。
秦观小传中云：“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页76）。这句话犯了时代先后混淆的错误。徐积比苏轼大9岁、郭祥正比苏轼大2岁，怎么能说他们是“苏轼以后”的人呢？（下略）
有的注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如页6说：三馆指昭文、国史、集贤。按：宋代根本没有“国史馆”之称，“国史”乃“史馆”之误。
陶符仁认定我是误订而辩驳的，为什么对这5条避而不谈？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陶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一棍子把我打死，要达到这一目的，自然不能承认我有一半是说对的，而且还不能让读者看出有对的部分。怎么办？于是就打乱次序。如何重排次序，也是经过推敲的。我的10例本是这样排序的：历史素养欠缺3例（第1至3例），缺乏考证5例（其中第4至6例诗人生卒年，第7、8例作品），最后谈两个小问题：第9例常识错误、第10例版本。陶要用“孤证”这个大棒打我，只能选择后两者，而第9例是驳不倒的，于是把第10例放到最前面，与“孤证”相呼应，第7、第8例，放在2、3位。第1例放到第4位去。这样，一开始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李裕民只会拿点孤证说事，一经驳倒，全盘皆垮。谁也不会再去注意比对，是否还有未驳的内容。其思虑之周密，令人惊叹，要是用到做学问上去，该多好啊！
二、回避了拙文讨论的主题：钱钟书自己说的有“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这句话，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问题其实很简单，有具体表现就是真话，没有，就是假话。我经过考察，找到了十多个例子，认为是真话。陶驳了半天，却不敢回答上述问题，不敢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钱氏所说自己“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实际并不存在。为什么不敢说？这不外乎有两个原因，其一，自己肚子里明白，有点理亏，还有5例无法驳倒。其二，得出上述结论，就意味着钱说了假话，那就需要进一步回答：钱为什么要说假话？这又是陶最为作难的。于是，陶符仁为了摆脱困境，想出偷梁换柱的高招，把钱的话按到我头上：“李教授……指斥钱先生的‘学术缺陷’”，“李教授还指了钱先生的‘褊狭’”。这样，他只要驳完，就算大功告就，可以绕开难题，得胜回朝了。可怜啊，为了打倒我，费煞心机，太累了吧！
三 并非离题的话
陶符仁说：“李教授效颦余氏，亦步亦趋。”
这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学术前辈的问题。不错，我的确仿效余嘉锡的名作《四库提要辨证》，写了一本《四库提要订误》，但我从不曾想东施效颦、亦步亦趋。我一贯主张，对前人的长处应充分吸取，短处必须加以纠正，如果陶君好好看一下我那本书的《前言》，里面就写到：“本书纠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之疏误十余处。”
陶符仁撰文为钱钟书辩解，又拉出我的导师来，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导师的问题。
从陶文看，我真不知该说他是几年级学生，但可以断言，决不可能是钱钟书的弟子，钱怎么会培养出那么“逞其无知，肆其狂悖”（套用陶爱说的话）的徒弟来呢！最多是徒孙或徒曾孙，或仅是钱的粉丝而已。维护师道尊严之心可钦，尊师之道似乎还不太懂。真正维护师道的办法不是护短，而是应该纠短，弟子只有在吸取导师长处的同时，纠正其短处，才是对导师的尊重，才是有出息的弟子，才能使学术水平一代比一代提高。如果一味护短,不能在导师的水平上有所超越,那不成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吗?长此下去,一代不如一代,那才是学术界的悲哀!这里不妨举一个尊师的例子，我上大学时对我帮助最大的导师徐规先生，今年九十高龄了，谁都知道他非常尊敬导师张荫麟（号素痴）和陈乐素，把自己的论文集取名叫《仰素集》。我就见他在张荫麟著的书上校出不少错误；在为纪念陈乐素百年诞辰而提供的论文是《陈著〈求是集〉校勘记》
，纠正导师缺失30处。在他看来，把导师的缺失指出来，其他正确部分，后人可以放心地吸收和引用了，这才是对导师的尊重。我觉得这就是最佳的尊师表现。可惜的是，时下能这样想、这样做的人太少了。近几十年来出不了大师，原因甚多，恐怕和这种良风未能形成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最后，欢迎批评、欢迎辩论，只是有一点小小的要求，请署上真名实姓,以便讨教。这不过分吧！
1 我的专著、编著、工具书、古籍整理等30来部书，以及230多篇论文目录已在网上公布，可供查阅。
2《宋史》卷208：吴沆《环溪集》八卷。《文渊阁书目》卷二：吴沆《环溪集》一部三冊。
3蔡絛《西淸诗话》卷下、页217，《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4
李壁《王荆公诗注》卷21《勿去草》：“或云是杨次公诗。”《望皖山马上作》“此诗疑非荆公作”。《寄慎伯筠》：“或云王逢原作”。卷40《归燕》“或云此乃郑毅夫所作”。卷45《即席》“或云此平甫诗”。卷47《临津》“此平甫诗，或误刋于公集。”《上元夜戏作》“疑此平甫所作”。卷48《嘲叔孙通》“或云此诗宋景文作。”
5方回《瀛奎律髓》卷4：“此王安国诗，今《王校理集》行于世，误入其兄《荆公集》中。”
6圣祖仁皇帝御定、张豫章等奉敕编《御选四朝诗•御选宋诗》，四库全书本
7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2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历史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
载《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2期（6月）28至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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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21 20:41:43 林雲 (「我讀書少，你別萌我」) 《宋诗选注》论战附件一
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
李裕民
我一般不买选本，而喜欢买全集。一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说，资料越丰富越好；二是选注本质量多不太高，往往是图方便，随意选的，你想看的，它不见得选，你不想看的，它倒选了许多；注释多般是词典的转移，对我这个爱查词典的人来说，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钱钟书《宋诗选注》，久闻大名，但从来不曾想到要买它。近年来，这本书实在叫得太响了，在同类书中，它大概是发行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了，偶去书店见了，下决心买一本。回家看了看，果然与众不同。其序就是一篇研究宋诗的好文章。此书是作者下了二年工夫看了许多原始材料之后精选而成的，与世上拼凑之作大不相同。它有自己的风格，所选80人的小传、诗的注释均不受题材拘束，也没有统一的格式，随意地谈开去。如小传不象一般人只说简历，他要说些别的，在徐玑传中讥讽叶适不善写诗犹如不善飞的鸵鸟，韩驹传里说苏辙有爱给人戴高帽子的毛病。如注释，往往涉及古今中外相关的或者不甚相关的内容。他善于联想，又有生动的比喻，有时辛辣，甚至带有些滑稽。做学问累了，看一下它，是最佳的调节。于是，我把它放在案头，有空经常翻阅。翻多了，渐渐发现其中有作者难言的苦衷，也有他自己未必看得清的缺陷。
一、钱钟书选注宋诗的苦衷
1988年钱钟书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了个前言，特别耐人寻味，其中写道：“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又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能选的倒选进去了。”“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事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他自己说受时代的影响，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编，但又不甘心完全按他人的口径说话，因而时时表现个性。现在再版，他不想再作加工，说：“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说到这里，就打住了。我要说：钱先生显然是想错了，“原来”只有和现在作比较，才能看出它的特点来，只有看出时代的特点才能作为物证。这就是说，要么钱先生说清楚：到底哪些地方受时代的影响，作了自己不想作的事？又在哪些地方说了自己想说的话？这样，读者才能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真正的文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被扭曲了，又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个性。要么按自己的意图写出新的本子，让两个本子同时流传，读者可以从两者的比较中看出当年高压下的学术状况。可惜，他去世了，这一意见已无法面陈，他在上面说的那些话成了难解的谜。现在可以做的，只能是猜谜了，我乐意试着猜一猜这个谜底。五十年代，我已上了大学，感受过当时的气氛，我想多少会猜中一点，现在不猜，后几代人去猜，那恐怕就会难似哥德巴赫猜想了。
哪些地方受时代的影响，作了自己不想作的事呢？这大概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书出版于1958年。那是左的时代，阶级斗争为纲，只能讲阶级压迫、斗争，不敢谈爱情。所选诗中不见情意绵绵的爱情诗，极大多数是揭示农民受苦受难的诗、反映爱国主义的诗占了主体。
那时代，毛泽东的指示是神圣的，不能不引的，所以引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宋代理学家是挨批评的对象，是不能选的，因而朱熹等人的作品一概不选。
那时代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僧、道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当然都不予收入。
哪些地方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序的第一段里引了毛泽东的话，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7页）几乎将宋人诗全盘否定。引这段话只表明他尊重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但并不表示他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还是要说自己的话。第二段里笔锋一转，说：“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10页）注意，“整个说来”四个字，不是非常鲜明地表示他并不同意宋人多数诗“味同嚼蜡”的提法吗？他在所选的80位宋人数百首诗的注释中，时时发出赞美形象思维的声音！如苏轼小传中称“他有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61页）梅尧臣《田家》注：“这首诗借用两个古人的名句……梅尧臣把他们的话合在一起来写农民的贫困，仿佛移花接木似的，产生了一个新的形象。”（15页）这不是称道他不但有形象思维，而且有创造性的形象思维吗？连名声不算太大的刘子翚，“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153页）则懂形象思维的人恐怕不能说非常少吧！宋代刘克庄的《筑城行》比唐代的张籍《筑城曲》、曹邺的《筑城》“写得醒豁透澈。”（252页）郑文宝《柳枝词》，注：“这首诗很象唐朝韦庄的《古别离》……但是，第三第四句那种写法，比韦庄的后半首新鲜深细的多了”（4页），这不是说宋人并没有与唐诗唱反调，而是认认真真在学唐诗、甚至还超越了某些著名的唐诗吗？
王安石是解放后被捧得非常高的历史人物，有的宋史专家甚至按照现代路线斗争摸式，将他树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司马光为保守派，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学术界谁敢说王安石一个不字，那就是立场站到保守派、错误路线去了。然而，这本书在肯定王安石文学成就的同时，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41页）敢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需有很大的勇气。王安石的名句
“春风又绿江南岸”，长期以来被视为讲究修辞的范例，而钱钟书举例说明“绿”字这种用法，早在唐诗中已经多次出现，并非王的新创。
在哲学史里被定为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叶适，是被充分肯定的人物，要跟形势，就应当收，但他偏偏不收，还说了一通“语气不贯，意思不达”彻底否定的话，不过不在显眼的序里，而是夹在徐玑的小传中。这大概就是他“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之处吧！
二、钱钟书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
香港版前言之末还说到另一个问题：“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他在补注中列出了别人给他指正的问题，共16条。但仔细一看，这都是小缺点，恐怕够不上他所说的“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那么，这“缺陷和偏狭”究竟表现在哪里？他没有说，我想只是他自己估计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找到，要是找到，他早就改了。这里拟作一下探讨，我想还是很有意思的。
先说缺陷，我以为作者主要的缺陷在于历史素养有欠缺，不太懂考据。他很重视历史，常从历史角度去谈诗中存在的问题，但又常常出错。如序（6页）中有一大段文字批评宋诗不敢反映农民起义问题，说：“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譬如后世哄传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后世的士大夫在咏梁山泊事件的诗里会说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北宋的士大夫亲身感到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连这一点点公道话似乎都不肯讲……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的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不像元明以来的诗里是好汉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这一评论对宋代士大夫来说实在是太冤枉了，在这里，钱先生犯了两大错误，一、将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宋江混为一谈了。历史上的宋江只是个游寇，在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打游击，被称为淮南盗
、京東賊 、河北劇賊 ，最后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战败投降
。根本没有在梁山泊活动的任何记载，更没有将梁山泊作为起义的根据地，北宋和南宋早期的所有材料，都可证明这一点。至于元、明人将宋江和梁山泊联系起来，那是受小说影响的结果。既然宋江没有在梁山泊扎根，怎么能要求宋代士大夫凭空将梁山泊与宋江联系起来呢？二、如果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宋代的历史，就会看到，宋代实行的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士大夫是最敢讲话的，宋徽宗招降宋江，李若水就不客气地的写了一首《捕盗偶成》的诗，云：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小臣无路扪?#123;天，安得狂词裨庙畧。”
这里，公开批评朝廷招降宋江的政策“错”了，作者自知是“狂词”，偏要一吐为快，可见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钱说“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严羽的《有感》：“误喜残胡灭，那知患更长……巴蜀连年哭，江淮几郡疮。襄阳根本地，回首一悲伤。”文中作了很长的注，其中说首句指端平元年（1234），宋与蒙灭金事，是对的。但解释后几句，是指宝祐六年（1258）至开庆元年（1259）蒙古攻四川、湖北等地，咸淳三年（1267）围襄阳。则全然错了。而由此判断：“这些诗大约是咸淳三年以后所作。”（268页）更是错上加错了。其实，只要查一下《宋史》卷42《理宗本纪》就可以知道，后几句是指：端平二年（1235）元兵对宋发动全面进攻，矛头指向四川、京湖，次年，襄阳主将王旻降蒙，文州、成都均被攻占。嘉熙三年（1239）宋军收复襄阳。《有感》的第二首“闻道单于使，年来入国频。圣朝思息战，异域请和亲。”是指端平元年以来7年中，蒙古派使者至宋5次，宋派使者至元3次。从诗的内容看，应作于襄阳被占之后至收复之前，双方边和边战之时。如作于咸淳三年以后，其时宋想议和，而元就是要宋投降，已不存在双方议和的可能。
152页说：“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其实，道学家的主将二程，主要活动时期是在北宋晚期，那时王安石的新学是主体，洛学是受压的，他们的影响还很小，根本不存在“声势愈来愈浩大”的事实。他们的话也很少有人听，说他们的话“变成了成文的法律，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151页）纯属想当然之词。南宋中期，道学家领军人物朱熹备受压制，道学家们被打成庆元逆党，处境非常艰难，怎么反倒“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事实上，道学到南宋晚期理宗时才取得正统地位。
要正确认识宋代诗人的作品，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必须弄清诗人的生卒年，然后按其年代先后排列，便于看出时代的特点。这些道理，我想，钱先生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本书大体是在按诗人年代先后编排的，只是这方面钱先生实在太不肯下工夫了，书中至少存在下述三个问题。
1、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如欧阳修应移苏舜钦前，黄庭坚应移秦观前，陈师道应移张耒前，洪炎、江端友应移徐俯前，宗泽应移贺铸前，汪藻应移韩驹前，朱弁应移陈与义前，周紫芝应移曾几前，陆游应移杨万里前等。
2、是书在介绍诗人时常说作者的“生年死年不详”。其实有不少是不难考知的，如吕南公（1047-1086），晁端友（1029-1075），洪炎（1074-1133），江端友（1074-1134），韩驹（1080-1145），赵师秀（1170-1219），华岳（？-1221），高翥（1170-1241），萧立之（1203-？）等。
3、秦观小传中云：“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页76）。这句话犯了时代先后混淆的错误。徐积比苏轼大9岁、郭祥正比苏轼大2岁，怎么能说他们是“苏轼以后”的人呢？这几个人的年龄，其先后顺序是：欧阳修（1007-1072）、徐积（1028-1103）、郭祥正（1035-1113）、苏轼（1037-1021）、晁补之（1053-1110）。
对作品缺乏必要的考辨。如王安石的《夜直》（49页），作者是否王安石，宋人已有异议。周紫芝《竹坡诗话》认为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所作，证据应该说是很硬的，这是王安国的孙女婿沈彦述亲口对他说的，而沈看到过手稿。钱钟书认真读过《竹坡诗话》，这条材料应当见过，如可信，应改正，如不可从，也该作考辨，然而一句也未提及，就直接定为王安石的作品了。
页157说：“宋无名氏《李师师外传》说汴梁城破以后，她不肯屈身金人……”，据我考证，此《外传》乃是清顺治年间的作品，其本意是痛斥明代贪官葬送了大好河山，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如宋代一个妓女。用这样一个经过创造加工的艺术形象，来论定真实的历史人物，离真理就太远了。
有的注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如页6说：三馆指昭文、国史、集贤。按：宋代根本没有“国史馆”之称，“国史”乃“史馆”之误。
对版本不甚留意。如147页吴涛诗，选自吴沆的《环溪诗话》，没有题目，只好写了个“绝句”代题。其实《宋诗拾遗》卷15中选了此诗，题为《暮春》。
最后，说一下他的“偏狭”。
书中对道学家哲理诗是全盘否定的，这既有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偏狭”。人们经常引用的朱熹的哲理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公认的好诗。书中既不选，也不提，干脆悄悄地回避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按照他的评判标准完全符合的，却偏说它艺术性不够，也许是因为它反映了理学家思想最高境界？此外，书中对妇女的作品均不取，难道她们没有一首好诗？这是“偏狭”，还是别有原因？不得而知了。
韩驹小传中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页114）在现在民众心目中，最知名就算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了，其次是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等，知道储光羲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拿他作比喻怎么能算一顶高帽子呢？南宋严羽《滄浪詩話》列举了24种唐人诗体，就没有储光羲的份。钱先生在注中说到：“苏辙称赞参寥的诗酷似储光羲，参寥回答说：某平生未闻光羲名，况其诗乎？”说明储光羲在宋代知名度也不高，宋人不把它看成一顶高帽子。《欒城集》有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絶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可见苏辙并没有把他比作知名度很高的李白、杜甫，这本身是有一定分寸的。韓驹的弟子曾季貍在《艇齋诗话》中记载：人问黄门：“何以比储光羲？”黄门云：“见其行针布线似之。”说明，苏辙是从韩驹写诗布局上作了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不是没有量韩驹的尺寸随便说的。苏辙比作储光羲就只有上述二次，这离“动不动”程度还差得远吧！说他动不动给人戴高帽子，显然已经事关他的人品了。事实上，现在能见到的宋代史料，没有证据能证明苏辙是爱吹捧、拍马屁的人，这样随意给一位名人加个恶名，难道不是“偏狭”吗？有人说钱的批评是“尖刻无情地科学”（吕嘉健《论钱钟书文体》），我以为，就对苏辙的批评而言，只是“尖刻无情”，看不到一点“科学”性。
原载《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3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2期78至81页转载
> 删除 2009-07-21 20:42:29 林雲 (「我讀書少，你別萌我」) 附二
为钱锺书先生辩
——李裕民《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误订”
李裕民教授，是应该谥作“钱锺书的诤臣”的。因为，即使十足错误的批评，也总是对人有益，而正确的赞美，有时却会起相反的效果，害人患自大狂，不思进取。
陶符仁
李裕民教授是从“订误”起家的，他的《四库提要订误》，虽说不上什么大发现，但于四库馆臣的塞责潦草，却也不少补苴之功。古之拾遗小官，固然见不得大事体，但伐垢抵瑕之力，也不容埋没。所以，我于李裕民教授的贡献，向来不曾轻视过。但是，假若一个人终生业此，乐之不疲，就像街头的补衣匠，时间干得久了，也就很容易自以为是，悖妄起来，甚至一见裁缝店，便手心发痒，不问好坏，一律揽作生意，那便不免要闹笑话了。我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到一篇李教授的大文，即《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载《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3期），见其谬妄之态可掬，不免见猎心喜，引得自己也动起“妄心”。
李教授是自命史学家的，所以他的文章里，指斥钱先生的“学术缺陷”，便是一：“欠缺历史素养，不太懂考据”；此外还有：二、不留意版本；三、对作品缺乏必要考辨。第一事，我留待后文详论，这里且说后两条。关于这两条，李文各举一、二例，我不妨大胆说，那也该是他仅见的。只从一两个例子，便推出一个大判断，论定其人的学术，那是写大字报的习惯，而不是“史学家”的性格。史学家应该“孤证不定说”，而李教授大概忘了这一条。假如说，“不留意版本”的批评可以成立，那还需要别的例子。因为，李文所举的例子，本身就很有问题，或者可以说，不通版本学的，其实是李教授本人。李教授说：《宋诗选注》147页吴涛诗，是“选自吴沆的《环溪诗话》，没有题目，只好写了个‘绝句’代题。其实《宋诗拾遗》卷十五中选了此诗，题为《暮春》”。我们知道，《宋诗拾遗》是个抄本，元人陈世隆所辑，为海内孤本，今藏于南京图书馆。厉鹗撰《宋诗纪事》时，就没见过此书。大概到了晚清，为藏书家丁丙所得，丁氏并有题识。1958年那个时候，钱先生是看不到此书的；退一步说，即使能见到，也不一定采录，因为《拾遗》所录的吴涛诗四首，《环溪诗话》中都有，并没有多出的。据此可知，《拾遗》就是采自《诗话》，没有别的来源（《宋诗纪事》所录二首，亦据《诗话》，可为旁证）。而《暮春》的题目，一望而知，是辑者自拟的，这也为前人所常有（如《后村千家诗》、《花草粹编》），不足为怪。《绝句》之题，也还不是钱先生所拟，那是根据《宋诗纪事》的。李教授只翻查了《全宋诗》（吴涛见第37册第23249页），见其据《拾遗》补了题目，便如获至宝，浑不省其寡陋少识，给人留下话柄。
“对作品缺乏考辨”的例子，李教授共举了两个，第一个是王安石《夜直》诗。他引周紫芝的《竹坡诗话》，“认为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所作”，“钱锺书认真读过《竹坡诗话》，这条材料应当见过，如可信，应改正，如不可从，也该作考辨，然而一句也未提及，就直接定为王安石的作品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李教授的话，不无可取处，但过于自信了，所以不免语病。这首诗一向载于王集，并非钱先生“直接定为”的，李教授既没检《临川文集》，也没有检《荆公诗注》，便率尔武断，是不足为训的。话又说回来，钱先生固然可增考辨，添一条注脚，但不引《竹坡诗话》，也算不上大病。因为，钱先生并不是注王集，而是为普通读者选诗，“思不出其位”，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况且，既选之而又自驳之，钱先生做事情，还没这样疑信参半、首鼠两端的。
其所举的第二例，则是157页的一个注，钱先生顺笔带及《李师师外传》，说：“宋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说汴梁城破以后，她不肯屈身金人，吞簪自杀。不过据这首诗以及《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卷五、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等看来，靖康元年正月宋政府抄没了她的家私以后，她就逃亡流落在湖南、浙江等地方。”李教授只引开头一句，便批评说：“据我考证，此《外传》乃是清顺治年间的作品。”又说：“用这样一个经过创造加工的艺术形象，来论定真实的历史人物，离真理就太远了。”其实，这只是李教授的“罗织经”。钱先生的原话，再也明白不过，又何尝信其为真了？但一经“截割”，“断章取义”，钱先生的意思也就变了。钱先生此处所引，不过“以博其趣”，文字的一种风趣而已。李教授若非“罗织”，便是“固哉高叟”，钱先生所谓的“文盲”，那就该入“群盲评古图”了（关于《外传》，今人有数家考证，不止李教授。亦有定为明人的。这都是后来新说。1958年，从旧说作宋人作品，未为不可。鲁迅所辑《唐宋传奇集》，亦收此篇，作宋无名氏。附及）。
至所谓“欠缺历史素养”的问题，则是李文的花大气力处，尤其集中在两件事。第一，是关于梁山泊是否为宋江起义的地方。这个问题，本来是有些争议的，但也属于学人常识，并不涉及什么“高深学问”。钱先生《宋诗选注•前言》说：“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的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不像元明以来的诗里是好汉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李教授就此认为“钱先生犯了两大错误”，是“将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宋江混为一谈了”。他说：“历史上的宋江只是个游寇，在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打游击，被称为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最后在海州战败投降。根本没有在梁山泊活动的任何记载，更没有将梁山泊作为起义的根据地……至于元、明人将宋江和梁山泊联系起来，那是受小说影响的结果。”李教授的说法，似乎凿然有据，挑了钱先生的“硬伤”，殊不知，那其实也不过是个旧说。例如清代的诗人袁枚，其《随园笔记》卷十八里就说：“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案：《宋史》徽宗本纪、侯蒙、张叔夜两传纪江事者，并无梁山泊之说。惟蒲宗孟传言‘梁山泊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必断其足，盗虽衰止，而所杀甚多’。《孙公谈圃》云：‘蒲宗孟知郓州，有盗黄麻胡依梁山泊为患。’云云。此自是神宗时事，与宋江之起事宣和初者，已相隔数十年矣。”连袁枚都知辨正的俗说，钱先生竟还会“盲从”？那也太出乎常理了吧。
1955年，余嘉锡先生出版其《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修订本，作家出版社），最后一节为“梁山泊”，用了大约一万字的篇幅，力破旧说，考证宋江确尝“结寨于此”。余氏的案断说：“宋江据梁山泊，既历见于元人诗文及明清地志，又为《方舆纪要》（按指顾祖禹书）所取，自必确有其事，无可疑者。”至于何以又称“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余氏解释说：“《宋史》张叔夜传言‘宋江起河朔’，汪应辰文集亦称为‘河北剧贼’，似江本踞河北……盖因江自淮南路，出兵以进淮阳，遂就其屯驻之地以为之目。其称‘河北贼’，亦特追叙其初起一时一地之事。故方勺《泊宅编》……，又称为‘京东贼’。江之未尝久踞河北、淮南可知。”而其称“京东贼”，余氏说：“不曰河北，不曰淮南，并不曰郓城，而曰京东者，因梁山泊弥漫京东诸州郡，故举其根据地之所在以称之也。江所以能驰骋十郡，纵横于京东、河北、淮南之间者，以梁山泊水路可通故也。”这话也够确凿明白了。1958年的钱先生，必是取余氏新考，而弃旧说的，所以才会那样下笔。李教授效颦余氏，亦步亦趋，而于余氏的名文，却不知一读，偏要逞其无知，肆其狂悖，来斥钱先生的“欠缺历史素养”，岂不是教人齿冷！
李教授又说，钱先生说“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接下来他便引李若水的那首《捕盗偶成》为证。他似乎真是博览群书，超过了钱先生。其实，这不过是拾了別人的牙慧。想当年，李教授的老师宋史权威邓广铭，力倡“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之说，与人龂龂争辩，直到美国马泰来发表了《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拈出李若水的诗，邓氏这才没有话说。我想问一下李教授，在他的眼里，是否一生专研宋史的邓氏，也还是“欠缺历史素养”？此外，除了马氏拈出的那首外，“采著”宋江之事的宋人诗，李教授能否再举出第二首？
李教授指责钱先生“欠缺历史修养”，还有一个理由，便是《宋诗选注》的“诗人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如“欧阳修应移苏舜钦前，黄庭坚应移秦观前，陈师道应移张耒前……等”。这证明李教授于《宋诗选注》的体例，也没有细察。《宋诗选注》是为普通读者而选，是通俗读物，其底本则为《宋诗钞》。而《宋诗钞》并不以“诗人生卒先后为次”。例如其开篇第一人，即为王禹偁，次为徐铉。徐生于916年，王生于954年，王后于徐，而《宋诗钞》必以王置首，其缘故，当然是视王开宋诗，而徐从南唐过来，不欲置其为第一；这是前人编述的微义。就是说，传统的总集编纂，并不总是以生卒先后，还有别的依据，如“次以科第”。近人陈衍《近代诗钞•凡例》说：“是钞无卷数，仿《宋诗钞》、《元诗选》例，人各为卷。其先后之次，编一总目，有科第者次以科第，无则略准其师友之辈行次焉。”至于为什么要“次以科第”，而不用生卒年，那是别一话题，这里无暇多说。但是很显然，李教授是只知其一，只知有“以生卒年为先后”，所以一有不合，便大发其诧怪了。
李教授还指了钱先生的“褊狭”。具体为：钱先生没选朱熹的诗，没选宋代妇女的诗，以及没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李教授“欠缺文学修养”，并不懂诗，本来没资格说这些，他之所以敢于妄言，我猜想，那是因为见别人都说过了。没选《正气歌》的事，是学者讨论得最多的，王水照教授有过考究，见其《〈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没选朱熹的诗，刘永翔教授有过提及，见其《读〈宋诗选注〉》（载《钱锺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这些文献，想来李裕民教授都看过。至于宋代妇女的诗，李教授的说法，是很足令人失笑的。李教授大概读过一些宋词，便误以为宋代妇女的诗，也像宋代妇女的词一样，有什么妙作，一时想当然起来。他不知道，历来宋诗选本里，就没人选过妇女，关于这个，钱先生是“吾从众”的。
李教授的“欠缺文学修养”，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其批评韩驹小传。钱先生开玩笑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这是一种机智的俏皮话，钱先生的一贯风格。但李教授大为不满，他说：“在现在民众心目中，诗人中最知名就算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了，其次是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等，知道储光羲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拿他作比喻怎么能算一顶高帽子呢？”这很见李教授的颟顸，并且让我们知道，李教授就像个大学低年级生，只读过《中国文学史》的教材，便以为通了中国诗学。一句话，所谓的“现在民众心目”，也许就是李教授“本人的心目”。储诗在唐宋人评价很高，不必多事徵引，只要一翻殷璠《河岳英灵集》：“储公诗格高调逸，削尽常言，趣远情深，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而苏辙本人，尤其推崇储诗，他的后人苏籀记《栾城遗言》：“唐储光羲诗，高处似陶渊明，平处似王摩诘。”写的比较差的，已足与王维并论，那当然是一流的作者了。至于不为李教授所知，苏辙是始料未及了。即令储诗真非一流，在昔人评及同时人，拿古人来相比，那也仍然是恭维。大诗人杜甫评李白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其自称又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在现在民众心目中”，李白好过鲍照、庾信，杜甫好过曹植，也不知多少，那么，按李教授的逻辑，老杜语岂非贬人、自贬，哪见半点称许、自赞？如此读诗，真是“死在句下”了。
据自称受过钱锺书先生知遇之恩的刘世南教授说，写这篇吹毛索瘢之文的李教授，是应该谥作“钱锺书的诤臣”的。我也很同意这话。因为，即使十足错误的批评，也总是对人有益，而正确的赞美，有时却会起相反的效果，害人患自大狂，不思进取。得失之间，有如转圜，物理从来是辩证的。所以看事情，就不能效拘虚小儒，胶柱鼓瑟，而要圆览通观。钱锺书先生是通人，想其地下有知，一定会欢喜李教授，而于我的丰干饶舌，便难保不嫌多事了。
载《东方早报》200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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