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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治
宋朝的行政区划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依旧建都于开封。979年，北宋攻灭北汉，
虽然结束了自安史之乱和黄巢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可惜，宋朝与辽国的疆界已经退至今山西的河曲、岢岚、原平、代县、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满城、容城、霸州及天津市区一线。
在宋辽间的战争中，辽军曾多次南下，最远到达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市）；宋军也曾推进到此线以北。由于没有燕云十六州以北的冀北山地作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作为界线。
在与西夏的作战方面，西夏首领李继捧虽一度向宋朝投降，并献出了银州、夏州、绥州、宥州四州之地，但他的族弟李继迁在三年后就占据了银州，以后又不断进攻夏、灵、麟等州，一直没有真正服从过宋朝的统治。
1034年，李继迁之孙李元昊正式建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朝的西北界大致稳定在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在西北，是从吐蕃夺取唐朝后期以来的失地。1071年，宋廷任命王韶为新置的洮河安抚使，开始对河湟一带用兵。最后收复今乌峭岭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对西南在唐朝后期脱离了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宋朝的进展是恢复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经过多次的军事征伐和“招抚”，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和广西西部重新归入版图，设置了正式州县或羁縻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1072年派章享开“梅山蛮”。梅山即今湖南中部新化、安化一带，是瑶族聚居地区，从此设县建城，编户籍，定赋税，与汉族地区同样设置了正式行政区
。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被掳北迁，北宋覆灭。1127年，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在金兵的进逼下，高宗不断南迁，1129年升杭州为临安府，建为行在所（临时首都）。建炎南渡之后，南宋领土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地区，北界却因金人的入侵而大大南移了。南宋初，金兵一度进到今湖南、江西和浙江三省的中部。绍兴和议后，宋金双方确定以当时的黄河为界。但次年金人毁约，出兵取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第二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及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局部变动，基本稳定在这条界线。南宋的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没有什么变化，宋朝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至宋徽宗时期，版图最为辽阔，其南至思陵州（今广西宁明）、东至登州（今山东蓬莱）、北至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及西宁州（今青海西宁）。据赵汝括于1226年所写的《诸蕃志》一书记载，当时澎湖列岛已隶属于福建路的晋江县
。
宋朝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州（府、军、监）、县二
级制（见府、州、军、监）。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五路。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为利州、益州二路，分峡路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为东、西二路。熙宁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东、西二路。崇宁五年（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约，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结果后来并未设置。建炎南渡后，宋朝设立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京西南、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十六路。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防务贫弱，也让终宋一代外患不止。
北宋前期，各路皆置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俗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俗称“宪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事，
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 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宋朝的政治制度、元丰官制改革及重文抑武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称为东、西“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使得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宋朝的三省六部被一些新设一些机构取代职权。如审官院代行吏部考校京朝官的职权，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代行礼部的礼仪之权，三司代行户、工部的大部分职权，审刑院代行刑部复审大理寺所定案牍之事等。直到元丰官制改革时，以三省代替中书门下，六部各设尚书和侍郎，主管本部事务，三省六部才行使相应的职权
。
中书门下设于禁中，是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行政机关。其宰相称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为“参知政事”。设置副宰相是为了分散正宰相权力以及扩充处理政务，这是是宋代政治的特色之一。宋神宗时元丰官制改革将中书门下改为门下、中书与尚书三省，以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正宰相，再设门下、中书侍郎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为副宰相。宋徽宗时，蔡京自称太师，统领三省事务，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作为宰相。南宋宋高宗时，为了集中政务以应付军政急务，将三省合并为一，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宋哲宗时设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以处“老臣硕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数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宋宁宗时，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任“平章军国重事”，左、右丞相实际上屈居于类似副宰相的地位
。
枢密院作为全国军政的最高机关，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知枢密院事或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为了防止唐朝藩镇割据重演，此职务大多由文官担任。枢密院掌管全国军马调度权力，而全国禁军管理、训练、防御、升迁、赏罚等则由三衙联合管理。三衙就是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督指挥使司与侍卫步军督指挥使司。枢密院长官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相等统称执政官。宰相与执政官合称宰执。
三司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即盐铁部、度支部、户部三部。其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宋神宗的元丰官制改革将三司职权归户部和工部。南宋增设总领所，负责供应数路或一路各军钱粮，并参预军政。其长官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简称总领。
御史台专管监察，其长官称御史中丞，副长官称侍御史知杂事，主管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台官有弹劾权，可以上疏言事，评论朝政，弹劾官员，还准许“风闻”论事。专管规谏讽谕的机构是谏院。宋仁宗时始单独置院，其长官称知谏院事或左、右谏议大夫，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级官府办事违失都可谏正。台、谏官都以言事弹劾为责，其职权本无多大差别，这一状况导致后世台、谏的合流
。
最后，为皇帝起草制诰、国书和宫廷内所用文书的机构是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直学士院等。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或知制诰分掌“内制”和
“外制”，总称“两制”，翰林学士等还侍奉皇帝，充当顾问。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
官员管理制度
宋代实行官、职和差遣分离的制度。宋初利用唐朝的三省六部等官名组合而成官阶，只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因此又称为“阶官”或“寄禄官”，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时，文官（京朝官）定为二十五阶，宋徽宗时增为三十七阶（包括选人），还改定武官共五十二阶。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即“职事官”。北宋前期的官品沿袭唐制，文官共九品，有正、从，自正四品以下，又分为上、下，共三十等。但官品和官职多不相称。元丰官制改革正名责实，减少了官品的等级，改为九品正、从十八级。朝廷对各级官员制订了磨勘（考核劳绩过失）、叙迁、荫补等法。对于中、上级官员的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宋神宗后，一些下台的或势将下台的官员有的还被授予或自请担任宫观官、监岳庙等闲官，坐领“祠禄”。此外，朝廷的各种临时赏赐，也成为官员的又一重要经济收入。官、职和差遣的分离，导致大批冗员的出现。
宋朝的外交
(刘齐阜昌七年，1137年刻)宋朝外敌频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辽与金国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注
26]，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而西夏、高丽、交趾等国的部分，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家在瞻云馆或怀远驿
。
宋朝奉行朝贡体制，然而将重心放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也就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注
27]。宋代朝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表现在有较固定的管理机构，明确规定贡期，严格贡使的证明，回赐的制度化等。南宋时，还将海外贸易作为朝廷的财政收入预算之一，对于朝贡物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只接受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按市舶贸易的规则进行抽买。免税贡物的减少，意味着税收的增加，这样既有利于外交往来，又给朝廷带来实惠，使外交和经济获得双赢
。
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与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对大军压境的辽国时屡立奇功。他以理挫败自傲的辽使，迫使辽使行参拜之礼，后又两次出使辽国，挫败辽国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辽、西夏三国的关系，认为辽与西夏强盛的原因是获得中国的资源与人力而至[注
28]，并且协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分，出使辽国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他在出使途中绘记了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完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宋史》称：沈括“使契丹。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无以驳其议。”洪皓在南宋危难之时出使金国，被拘15年，但仍不愿投降金国。洪皓曾屡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的宋徽宗、宋钦宗及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秘密传递消息。归国后，宋高宗称他“虽苏武不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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