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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宰相制度 第八章 宰相与台谏的关系(1) 宋朝宰相制度 宋代官制
宋朝宰相制度
第八章 宰相与台谏的关系(2)
第二节 台谏对宰辅的制衡关系
宋代相权强化的结果，使得朝野多种矛盾都集中到宰辅的身上。如何有效地保持相权与皇权之间的平衡，就成为朝廷关注的一大问题。台谏作为皇帝的耳目，其主要目的是扩大皇帝的视听、遏制相权的膨胀，行使对宰相的监察权，神宗元丰五年（1082）八月，诏曰：“三省、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及言事御史弹纠。”（《长编》卷329）台谏监察的对象，二府首当其冲。台谏在朝政运转正常的年月里，也曾经合理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宰相不可插手台谏的任免。
宋代宰相将“进退百官”视为自己的当然权力，经常代替皇帝行使用人权，甚至可以引荐二府执政或继任宰相，上文讨论的参知政事、枢密院使副、三司使的任用，都与宰相有关。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宰辅无论如何不能过问台谏官的任命或罢免，仁宗说：“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长编》卷113）台谏的主要任务也就无法落到实处。绍圣末，权通判通远军李深上书曰：“祖宗故事，凡进退言事官，虽执政不得与闻，盖以杜绝台谏私于宰执也。”（《长编》卷491）这一条在宋代已成为祖宗成规，违背者往往要受到朝论的一致攻击。台谏官是权力平衡机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台谏官的选择，因此被提高到与决定宰辅人选同样重要的地步。苏舜钦曾对仁宗说：“盈庭之士，不须尽择，在择一二辅臣及御史、谏官而已。”（《长编》卷121）
①、台谏官的荐举。
宋代特别重视台谏官的选拔和任用，除了必要的资历以外，在遴选过程中要保证两点：其一，荐举时排除宰辅的干扰；其二，皇帝绝对控制任用台谏的决策权。
任用官员的第一步就是臣下向朝廷推荐可用之才，“先须择举主，使之引类”（刘安世《尽言集》卷12《论杨畏举御史不当》第二）。推荐者的身份既关系到被荐者的是否有能力，又牵涉到他们复杂的社会背景。元祐五年（1090）九月，苏辙奏曰：“臣伏见唐制，御史属官皆大夫、中丞自举。及本朝旧法，亦皆丞、杂及两制举人。盖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执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长编》卷448）这是确定台谏官举主的最主要原则，皇帝根据此原则来指定台谏官的荐举者。《长编》卷205称：“近制，御史有阙，则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迭举二人，而自上择取一人为之。”这种荐举制度是承袭唐朝而来，《石林燕语》卷1称：“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历通判，非特旨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
除了御史台中丞和知杂及翰林学士两类举主以外，皇帝还经常指定中书与门下二省的中书舍人和给事中为台谏举主。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诏曰：“御史中丞举殿中侍御史二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同举监察御史二员，给事中举监察御史二员以闻。”（《长编》卷465）元祐七年（1092）八月，“诏令御史中丞、侍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各同举台官二员以闻”（《长编》卷476）。诏书中所提及的这三类官员，他们地位都较高，而且与监察工作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举荐台谏可以与他们的本职工作联系起来。
御史中丞是台谏之长，荐举下属是其份内之事。就在上述哲宗诏书下达的同时，御史中丞郑雍上言曰：“臣闻风宪之地，责任所专，傥使官属多由他司所荐，恐非朝廷责任之本意。如未许本台专举，且乞用故事，专举一次。”哲宗立即同意了郑雍的请求，“诏令御史中丞更举监察御史二员以闻。”（同前）可见，御史台长官是台谏官的主要举荐者，包括御史台副长官知杂事，也是最主要的举荐者之一。翰林学士任职清要，职责之一是在皇帝身边备顾问，所以，他们也经常对朝廷大事提出意见或提供建议，起类似监察的作用。中书舍人和给事中虽属二省官员，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负有封驳之责，行使监察权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实际上形成台谏系统之外的第二监察系统。
朝廷选择这三类人作为台谏官的举主，包含深意，这可以使监察工作自成体系，独立运转。南宋周必大概括这一遴选制度说：“祖宗故事，明降指挥，令翰林学士、给、舍，或侍从之贤，及台、谏之长各荐数人，然后就其中选择用之。”（《文忠集》卷152《台谏员数回奏》）这里提及的“侍从之贤”者，所负监察、建议职责与翰林学士近似，“以论思献替为职”（《长编》卷376）。不包括在这几类之中的其他台谏官的举荐者，也一定是皇帝特殊指定的，但以上述几类最为常见。
②、宰辅不可为台谏官举主。
宋代相权强化，宰辅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插手朝廷所有事务，包括台谏官的荐举任用。有时皇帝也有所放松，指定宰辅为台谏官的举主之一。有时则为了表示对宰辅的信任，特诏废除“执政尝所荐举不得为御史”的限制（《长编》卷189）。然上述情况或一经发觉，立即会得以纠正；或不久又重新规定宰辅不得为台谏举主。仁宗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罢免侍御史张沔、殿中侍御史韩渎之职，因为他们是宰相李迪直接任命的，仁宗因此重申：“自今台官有缺，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长编》卷113）庆历四年（1044）八月，仁宗再诏曰：“自今除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宋会要·职官》3之52）。哲宗元符三年（1100）三月，诏曰：“宰臣、执政、侍从，举台谏官各三、五人。”随即下诏修正云：“宰臣、执政官勿预。”（《宋会要·选举》28之28）靖康元年（1126）四月，钦宗还重申：“台谏者，天子耳目之臣，宰执不当荐举，当出亲擢，立为定制。”（《宋会要·职官》3之56）
面对朝廷形成的“祖宗成规”，许多宰辅自避嫌疑。元丰二年（1079）十月，参知政事蔡确言：“御史何正臣、黄颜，皆臣任中丞日荐举，臣今备位政府，理实为嫌，乞罢正臣、颜御史。”（《长编》卷300）元祐五年（1090）七月，太皇太后高氏欲用田子谅为台官，门下侍郎刘挚即言“子谅，臣之姻家，故事不可用”，田子谅最终不得任台谏官（《长编》卷445）。元祐六年（1091）八月，御史中丞缺员，辅臣奏曰：“中丞及侍御史阙，缘御史杨畏有言，宜谨择言者，虑近臣巧说，引其密党，以此臣不敢进拟。”（《长编》卷464）
反过来，因台谏的进言而获得执政的位置，同样是需要避嫌的。庆历三年（1043）七月，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言“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朝廷因此改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说：“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坚决加以推辞。（《长编》卷142）范仲淹不接受中书职务，不是因为自己的资历或能力不够，仅仅是因为避嫌。
③、宰辅不可罢免台谏官。
宰辅在选用、任命台谏官方面没有发言权，在罢免台谏官方面同样不许插手。否则，台谏的监察作用将流为一句空话，因为宰辅只须将与他们作对的台谏官设法罢免，就可以躲避监察了。宋代在这一方面也有严格的制度保证。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台官范师道、赵抃得罪宰相被出，御史中丞张昇立即抗言说：“天子耳目之官，进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愿明曲直，以正名分。”且要求与其属下共进退。争论到最后，宰相李沆不得不自请外放，离开中书，仁宗则对张昇赏识有加。（《长编》卷184）在这一中书与台谏争辩的过程中，明显看出皇帝扶持台谏势力，以遏制宰相权势的意图。
④、皇帝对台谏官任免权的控制。
皇帝直接控制台谏官的任免权，是台谏官发挥“天子耳目”作用的保证。这种控制，不仅表现在推荐台谏官的举主每次都由皇帝指定，而且，皇帝有时还直接下达诏令，干涉台谏官的任免。大约有以下两种干涉方式：
其一，否决大臣的荐举，任命自己中意的人选。庆历八年（1048），“台阙知杂，执政欲进其党”，仁宗却另外任命何郯为侍御史知杂事，并对何郯说：“卿不阿权势，故越次用卿。”（《长编》卷165）
平日，皇帝就留意台谏人选，需要时就可以及时提拔。绍兴年间，赵鼎由司谏迁为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范宗尹认为不合制度，高宗回答说：“朕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此祖宗旧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宋宰辅编年录》卷14）从高宗的话来看，不但他自己注意台谏任职时的政绩，而且这种做法是“祖宗旧制”，由来已久。
其二，不要臣下推荐，直接下旨，任命或罢免台谏官。仁宗宝元二年（1039）十二月，仁宗认为御史中丞孔道辅与二府大臣朋比为奸，“诏中书，自今御史阙官，宜如先朝旧制，具两省班簿来上，朕自择官令举人。”（《长编》卷125）取消了臣下的荐举台谏权。当然，这条诏令并没有被很好地贯彻落实，但皇帝越过举荐者，直接任命台谏官之事，还是时有发生。英宗治平二年（1065）六月，御史台“阙两员，举者未上，内出（范）纯仁、（吕）大防名而命之。”（《长编》卷205）这是皇帝亲自任命台谏之例。神宗熙宁三年（1070）六月，贬知谏院胡宗愈，神宗对执政指责胡宗愈说：“略不为朕作耳目，专沮败朝廷所欲为。”（《长编》卷212）元丰五年（1082）四月，神宗又亲笔批复“（满）中行奏事不实不当，落侍御史知杂事。”（《长编》卷325）这是皇帝亲自黜落台谏之例。
多数台谏官的任命，还是在臣下推荐的基础上，由皇帝再做出最后决断。宋代“祖宗法制，台谏官必出自宸衷”（《山堂考索》后集卷6《官制门》），“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长编》卷113）。另一方面，任用台谏官，不参考臣僚意见，也是不可取的。徽宗时，“侍御史陈次升乞除罢言官并自内批，不由三省进拟”，得徽宗首肯（《宋史》卷314《范纯礼传》）这是防止台谏官的荐举落入宫妃、内侍之手的措施。宋代的君臣，都对台谏官的任用十分注意，以保证皇帝的决断权利。《东轩笔录》卷3载：“宝元中，御史府久阙中丞。……仁宗疑之，异时，因问许公（吕夷简）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许公奏曰：‘中丞者，风宪之长，自宰相而下，皆得弹击，其选用，当出圣意，臣等岂敢铨量之？’”庆历三年（1043）三月，仁宗亲选欧阳修、余靖、王素为谏官，蔡襄闻之贺诗曰：“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尽相欢。”不久，蔡襄也得除谏官（详见《涑水记闻》卷4）。
依据史料，宋人任命台谏官的过程大致如下：先由皇帝指定举荐者，然后皇帝根据推荐上来的名单做出抉择，任命台谏官。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证了皇帝意图的贯彻实施。仁宗曾对宰相言及台谏选择的标准，说：“谏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务、明治体者，以革浮薄之弊。”（《长编》卷171）无论皇帝根据什么途径选择台谏，大体都是依照这个准则。
⑤、宰辅与台谏之间的回避制度。
台谏与宰辅之间既然存在着一种监察平衡的机制，在人选方面就必须有所回避，以免徇私枉法，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宋代史料中有大量的这方面记载：仁宗庆历六年（1046）八月，监察御史唐询出知湖州，“以宰相亲嫌罢也”（《长编》卷159）。元祐六年（1091）三月，“殿中侍御史岑象求为金部郎中，以避苏辙亲嫌也”（《长编》卷456）。元祐八年（1093），“诏执政官亲戚不除谏官”（《宋会要·职官》3之55）。元符元年（1098），曾布列举近日所除的台谏官，“皆是执政门下人，不可用。”哲宗深表同意（《长编》卷494）。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王觌新授试御史中丞、兼修国史与实录修撰，左正言任伯雨等立即上言说：“史院系宰相监修，今中丞仍为属官，朝夕相见，恐非所以重风宪、远嫌疑之道。”王觌因此改除翰林学士（《宋会要·职官》17之26）。隆兴二年（1164）九月，监察御史王稽中自言与执政王之望“素昧平生”，“然士大夫皆言臣是之望所荐”，“若不回避，清议不容”，孝宗因此下诏辩明说：“王稽中乃朕亲擢，非王之望所属，不当过为回避。”（《宋会要·职官》17之34）
刘安世曾总结用台谏官之例说：“凡见任执政曾经荐举之人，皆不许用为台官，盖欲其弹击之际，无所顾避而得尽公议也。”（《长编》卷415）具体地说，就是二府宰辅的子弟、亲戚、门生，以及宰辅进入二府之前所举荐的朝臣等等，都必须回避，不得任台谏官。章惇对太皇太后高氏叙述这个回避制度说：“台谏所以纠绳执政之不法，故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见为台谏官，皆徙他官。”（《长编》卷360）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宰辅不可操纵台谏。
推而广之，有时皇帝对二府大臣与台谏的关系过于密切也要心存疑忌。庆历初，二府大臣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朝政革新，谏官欧阳修极力襄助，“庆历革新”很快失败，与皇帝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怀疑有关。直到庆历末年，朝臣还以此为言，称“自昔年二府大臣及台谏官有互为表里者，圣聪觉悟，已行黜典”（《长编》卷163）。
这种回避制度因皇帝的好恶时时被破坏。熙宁初，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其连姻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因为神宗特别信任王安石，两人之间不仅没有回避，谢景温还时常充当王安石扫清政敌的喉舌。熙宁末年，王安石再次入相，其子王雱任右正言，虽然王雱病废，但依然是与制度相抵触的。而此时的御史中丞邓绾也是靠依附王安石得以升迁的，他不但在政治上阿谀王安石，而且甚至上言要求录用王安石的子与婿，连王安石也认为“绾为国司直，职当纠察官邪，使知分守，不相干越，乃与宰臣乞恩，极为伤辱国体。”（《长编》卷278）元祐二年（1087）八月，吕陶上疏言：“本朝故事，为御史者，有两府是举主，并须回避。……近岁以来，此制隳紊，只避亲戚，不避举主。昨除杜纯为侍御史，明知是韩维亲家，略不回避，奋然用之，无复忌惮。”（《长编》卷404）元祐四年（1089）六月，朝廷任命韩忠彦为尚书左丞，“右谏议大夫范祖禹之妻与忠彦之妻，从兄弟也，祖禹引嫌乞回避。右司谏吴安诗言忠彦之妹嫁其子，右正言刘安世言其子娶忠彦之女，皆乞回避。诏特不回避，仍不得为例。祖禹等力辞，讫不许。”殿中侍御史孙升进谏说：“朝廷设谏官、御史，为人主耳目，正欲检察大臣之私。今谏官、御史七员，而令谏官三人不避大臣之嫌，则是人主耳目已废其半矣。虽陛下待大臣以至公，责谏官以大义，然固有成法，既许规避。则人之常情，不无私意，既废国法，又抑人情，故公议有所未协。”朝廷没有采纳孙升的意见，再次人为地破坏了回避制度（详见《长编》卷429）。
2、台谏对宰辅势力的遏制。
皇帝有意识地扶持台谏势力，用以监察宰辅议政、施政、决策过程中的缺失。至和二年（1055）六月，赵抃入对，就将台谏对宰辅的监察重要作用做了说明，言：“宰相有罪恶彰露，迹状狼籍，谏官不论列，御史不纠弹，天子不得闻，下情不得通，积日持久，天子之势危矣。”（《长编》卷180）哲宗时御史中丞邢恕阐述御史的作用说：
执政大臣欲擅权者，必先摧沮台谏官，台谏气夺，则无敢议己者，然后得以专辄用事，封殖朋党。明圣有为之主欲收揽权纲者，必先择台谏，非其人则或废黜，或他迁之。如得其人，则须听用其言，然后执政大臣不得专权用事，威福不出于己，则朋党自然破散，群下莫不一意以事君，忘私而徇公，则主势隆于上，治道成于下，非小补也。（《长编》卷493）
在朝廷各个职能部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台谏确实发挥了较好的监察作用。史称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山堂考索续集》卷36《官制门》）。宋代众多宰辅的去职，都与台谏的弹劾有关。皇祐三年（1051）十月，宰相文彦博出知许州，起因于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的弹劾；庆历七年（1047）三月，宰相贾昌朝与枢密副使吴育争执，御史中丞高若讷言“阴阳不合，责在宰相”（《长编》卷160），贾昌朝因此罢相；至和二年（1055）六月，宰相陈执中因殿中侍御史赵抃等的“交章论列”而罢免；嘉祐六年（1061）四月陈旭罢枢密副使，因台谏“交章论列”，仁宗虽然“知言者非实”，但还是遵循台谏舆论（《长编》卷193）。宋代这一类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但是，多数集中在北宋中期以前。北宋后期以来，朝纲紊乱，台谏渐渐为宰相所用，局面就颠倒过来了。
因台谏监察、中书不得随意行事的事例就更多了。至和二年（1055）五月，“诏中书公事自今并用祖宗故事施行。初宰相刘沆建言中书不用例，而议者皆以为非便，左司谏贾黯奏罢之。”（《长编》卷179）台谏势力鼎盛时甚至能一定程度上左右中书宰相意志，嘉祐四年（1059）七月，陈舜俞、钱藻、汪辅之策试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并入等，陈舜俞、钱藻皆授官，汪辅之因监察御史里行沈起“言其无行，罢之，辅之躁忿，因以书诮让富弼曰：‘公为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天下何赖焉！’弼不能答”（《长编》卷190）。
为了防止御史处理事务受中书影响，宋人确立台谏言事独立的原则，甚至不允许皇帝插手。咸平二年（999）四月，御史中丞张咏上言：“请自今御史、京朝官使臣受诏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诣中书咨禀。”获真宗同意。（《长编》卷44）“受诏推劾”，本来就是秉特旨办事，关键是不到中书禀报，排除了中书的干扰。咸平五年（1002）六月，又诏曰：“御史台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宋会要·职官》55之4）独立言事的原则，是台谏发挥监察作用的有效保证。为了防微杜渐，规定“谏官例不与宰相相见”。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太皇太后高氏欲宰相吕大防传话给台谏官刘安世等，吕大防便引此规定拒绝（详见《长编》卷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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