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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宋朝亡国原因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几千年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就是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经济、科技的发展水平甚至在明清也难以逾越。为什么宋朝就败在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人手里呢?宋朝稳定而全面地确立了文官政治,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直接促进了宋朝文化高峰的形成。而宋末文官政治衰微,士风颓坏,其原因之一即是奔竞。

宋人称:“爵禄在上,下皆趋而争之,故名曰奔竞。”通俗地讲,就是下级向上级跑官、索官、要官。太学生陈自强投靠了宰相韩侂胄,一个州县小官在数年内就拜了相,飞黄腾达之快,甚为罕见。进士梁成大,谄媚权相史弥远的家奴万昕,六日后即拜为监察御史,其拜官速度之快也是罕见的。宋末号称“蟋蟀宰相”的贾似道,士大夫对其的奔竞与此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时,士大夫利用各种机会逢迎贾似道,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整个宋代,无人出其右者!史称:贾似道为相,“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多提拔与重用对其奔竞之官僚士大夫。可见,宋末官僚士大夫的奔竞之风不断加深成为当时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绩效考核不到位、没有很好的组织架构、培训和继任计划失控。

宋末奔竞之风对当时政局与文官政治造成极大危害

首先,压抑与排挤了正直忠良之士。由于权臣任用附己者,必然对那些正直忠良之士进行排斥和打击,以便专权的实施。韩侂胄任相时,不遗余力排斥异己。梁成大、李知孝、莫泽三台谏为史弥远鹰犬,排挤忤史弥远意者,时人视为“三凶”。贾似道为相时,正人端士,斥罢殆尽。在受到排挤的忠义之士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天祥,以文氏之贤,拒绝奔竞,先后受抑于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等宰相,其志未尝获伸,在宋末政治舞台上,一直受到排挤。

第二,助长了贪墨与奢靡的风气。官僚士大夫为了奔竞之目的,必然对权要进行巴结和逢迎,各级官职都有定价,往往向权贵行贿买官。如,贾似道为相,“吏争纳赂求美职”,“一时贪风大肆”,“引荐奔竞之士,受纳贿赂”,可见奔竞助长了士大夫的贪墨之风。另外,奔竞之士大夫为了能够得到权要的欢心与赏识,必然要费尽心机地逢迎权要。如韩侂胄生日时,士大夫们纷纷呈上贵重寿礼,相互攀比,或令“众已骇之”或令“众皆惭沮”。在这种竞相向权要进献奇珍异宝的背景下,奔竞必然助长了奢靡风气。

第三,破坏了文官政治的常态。宋代文官政治有一套完备的选官任官制度与程序,这使整个士人阶层无论其家世名望财产地位如何,均有通过平等竞争取得官职的可能。而宋末的奔竞,则扰乱了士大夫正常的晋升途径。为此,文天祥明确指出,荐引与改官率为私人和势要所据,非奔竞之孤寒士大夫大多无改官升职之机会,严厉批判了奔竞之风下文官政治的变态。皇帝也检讨此问题,曾下诏说:“朕惟选举之法所以公天下,而权要之臣徇私挠禁,请嘱旁午,奔竞日滋,寒畯见遗”,决心对奔竞之风进行严惩。史实证明,这一诏令如同废纸,根本没有起到抑制奔竞的作用,相反,此后的奔竞之风愈演愈烈。这样,文官政治受到破坏,士大夫正常的晋升之途无疑被阻碍或堵塞了。

第四,导致台谏制度的畸形运行。宋朝台谏制度正常运转情况下,其职责应该是为天子斥逐权奸,监察百官,拥有议论弹劾的双重权力。而宋末奔竞的盛行,则导致了台谏制度的畸形运行。宋末一个显著的特点,权相当国时,置私人于台谏,替他攻击所要贼害之人,而很多台谏自甘堕落,对权相进行奔竞,乐为其鹰犬与爪牙,对异己大加摈斥。宋末台谏已完全失去应有职责,因徇苟且,敷衍塞责,往往议论弹劾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甚少涉及重要之事,受到众多正直士大夫的严厉批判与指责。在当时,“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的畸形状态,司空见惯。

急于求进的士大夫,阿谀取悦,同流合污,这些人一旦当权,政治便会停滞而黑暗。韩侂胄为相时,仓猝北伐,由于士大夫们对其奔竞而附和成风,明知此事不可为却不敢劝阻,给宋朝带来巨大灾难。贾似道为相时,对贾氏奔竞的众多文武官员纷纷以重要城池降元。如,襄樊被围,李庭芝与高达都是可以救援襄阳的人才,由于二人没有依附贾氏,于是贾似道派与自己亲近的庸才夏贵、范文虎等去应援,最终导致吕文焕的降元。贾似道完全没有以国家大事为重,却一味信任依附奔竞自己的人,严重损害了宋朝的抗元战争。更严重的是,一大批官僚士大夫在元兵入临安前或相率并遁,或投降元朝,太皇太后下诏厉词申责也不能禁。而这些也最终加速了宋朝的灭亡。

宋末奔竞之风形成的主要原因

首先,任子多,官阙少。宋朝官私办学都很发达,文化的普及,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故参加科举考试后等待任职的任子极多。宋朝虽有冗官之弊,但任子多而官阙少一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人称“正郎满铨部而任子倍增”,有时达到“六七人共守一阙”或等一官阙需要几年的情况,甚至有登科十余年,不能一日为官而老死者。故有人作诗:“记得萧郎登第时,为言即日凤凰池。而今老等闲官职,日欠人钱夜欠诗。”感叹一直到老都没有等到一官半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出现一种因员多阙少而专以卖阙为职业之人,想任官的多往见之,其家常常是人满为患,估计从事此职业者,乃为极具背景的消息灵通之人。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士大夫以奔竞为当然。

第二,以人治代替了法治。本来宋朝的文官政治,对官吏的任免与提拔有完备的程序与制度,甚至皇帝对官吏不合理的任命,其诏令也会受到“封驳”的制约。但宋末皇帝凭着自己的喜好,任意提拔官员,破坏了文官政治,实际上间接地鼓励了士大夫的奔竞之风,所以皇帝下诏禁奔竞却毫无效果也在情理之中。权相也是以人治来提拔对自己奔竞的官吏,排斥异己,造成奔竞成风。

第三,对奔竞之风姑息放纵。宋末朝廷虽对奔竞不满,但实际上对奔竞之士大夫的处罚不严甚至放纵。如理宗虽然多次表达对奔竞之风的不满,力图抑奔竞,提拔孤立平进之士和奖励恬退之人。但实际上,因奔竞而骤升为高官者,面对大臣们的弹劾时,理宗也仅仅只对当事人进行训诫,颇有些姑息。时人即指出,对奔竞的惩处,前朝是死罪,本朝仅仅只是流放,况且奔竞而获取高官者,“纵复败露,类皆舍大而问小,暂罢而倏起”,根本没有真正受到严惩,没有令其余士大夫们受到警戒。正因如此,宋末的奔竞之风是屡禁不止。

第四,官僚士大夫的生计压力。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宋朝士大夫生活待遇很高,从不为生计操心,无生活的压力。但实际上有相当多的士大夫入仕后仍是清贫的。宋末黄震指出“为士者多贫,虽至仕宦,尚苦困乏”。显贵的官员如真德秀“虽贵无余财”,中下层官宦俸禄较低,家计自然更加艰难,仅靠官俸并不足以解决生计问题。多数士人与官宦迫于生计压力而对权贵、上司进行奔竞,以解决生计困难,进而成为富士与富宦。

士大夫道德的沦丧,这是奔竞形成最深层次的原因。时人深刻地揭露:“世降俗薄,贪浊成风,反相与嗤笑廉者。谀佞成风,反相与嗤笑直者。竞进成风,反相与嗤笑恬退者。”文天祥也曾悲叹大多数士大夫道德败坏,批判他们奔竞于势要之路,趋附于权贵之门。也就是说,当士大夫的道德沦丧、心术败坏之时,对权要进行奔竞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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