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律师欢迎您的访问。
莫须有
“莫须有”的典故，出自“宋史”岳飞传，岳飞传记岳飞被捕，案子将要做成的时候，韩世忠不服，到秦桧府上找秦桧质问。秦桧说，岳飞儿子岳云给张宪的反动信，虽然找不到了，可是“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这就是莫须有被人注意的开始。
中国知识人读古书，摇头晃脑，做博学状，其实古书读得实在不行，因为他们读书不化，乱读一气。以“莫须有”三字为例，大家都解释做“没有”的意思，这是根本说不通的。秦桧若悍然说“莫须有”是“没有”，等于没有证据就整岳飞、等于公然承认自己胡来，天下哪有这种事？中国知识人人人读“宋史”岳飞传，可是人人都不深究这样解释如何说不通。
总算有一二敢提疑问的人出来了。徐乾学在《资治通鉴后编》一里，表示“莫须有”三字是弄错了，该是“必须有”；毕沅在《资治通鉴考异》里，用《中兴记事本末》的旁证，认为也该是“必须有”；朱彝尊说过这样才对。但是“莫”字改成“必”字，又根据什么呢？“莫”字和“必”字，明明是不同的两个字啊！俞正燮有鉴于此，他在《癸巳存稿》里，认为“莫须有”三字还是该从字面解释，认为该标点做“莫，须有”。“莫”表示秦桧的迟疑，“须有”表示必须有。“世忠截其语而合之，以诋桧之妄。”俞正燮这种解释，虽然不犯私改古书的毛病了，但犯了乱点古书的毛病，还是不通。
其实，“莫须有”三个字，是宋朝人的用法，应该从宋朝人的书里，去找旁证，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正宗。在宋朝人的书里，我发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有“莫须召二三大将来”的话；《曲淆旧闻》里有“莫须待介甫参告否”的话；《铁围山丛谈》里有“莫须问他否”的话；《宝真斋法书赞》里有“莫须与他明辩”的话；《分类夷坚志》里有“莫须谢尚书否”的话；《思陵录》里有“莫须批出”的话；《后村大全集》里有“莫须有人”的话。……从这些宋朝口语中，我们归纳出来“莫须”的语义，原来是“难道不”或“难道没”的意思。“莫须有”三个字，原来是“难道没有吗？”的意思。印证“宋史”原文：“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翻成现代话，明明是“岳飞的罪名，难道没有吗？”的傲慢语气。这种语气，才正是当时针锋相对的对话，“莫须有”三个字这样解释，才说得通。
现在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说莫须有是现在还没有，将来可能会有。
“莫须有”也可解释成“不须要有”的意思，代入《宋史·岳飞传》也很说得通，“不须要有”同样符合“莫须有”的字译。
“莫须有”还可以解释为“难道没有吗？”，代入《宋史·岳飞传》也很说得通，“难道没有吗”也非常符合“莫须有”的字译。
对“莫须有”的解读，其实，学者们都忽略了南方方言要素。在浙江兰溪方言里，对或然性事物的判断，至今还保持着“没数”的用法，发音为“莫须”。例如“他莫须是晓得的”、“她莫须真做过的”等等。兰溪离京都临安不远，古代水路交通发达，这一本地语素可与杭州官话古音互相印证。因此，“莫须有”应当理解为“没数有”，即可能有的意思。
【历史典故】
在《宋史•岳飞传》里面有如下文字：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关于莫须有一事，宋史记载并不明确，宋之著作，关于莫须有的记述有十余篇，但据笔者考究，这十余篇都是互相转述的
1•宋人杜大《名臣琬琰集》卷一三《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沂公赵雄)云:“岳飞之狱,王(韩蕲王世忠)不平,以问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王艴然变色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时举朝惮桧权力,皆附离为自全计,独王于班列一揖之外,不复与亲。”《江苏金石志》卷一二《韩蕲王碑》记有赵雄所撰文字,但文字有残缺。
2•宋人熊克《中兴小记》卷二九《高宗绍兴十二年十二月癸巳》条下云:“先是,狱之成也,太傅韩世忠尝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须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争之,桧不听。……此据《野史》。”显然,熊克这段记述是据佚名《野史》。
3•元脱脱《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云:“狱之将上,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时洪皓在金国中,蜡书驰奏,以为金人所畏服者惟飞。”
4•《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五八云:“先是,狱之成也,太傅韩世忠尝以问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不明,其事体必须有。’世忠曰:‘相公言必须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争之,桧不听。”此处将“莫须有”变成“必须有”。
5•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高宗绍兴十一年八月》条云:“有辅者投书于秦桧,言飞反状已明,桧以书付狱,即致飞于死。既而,弹若朴、彦猷,并罢(自注云:《遗史》)……先是,狱之成也,太傅韩世忠尝以问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不明,其事体必须有。’世忠曰:‘相公言必须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争之,桧不听。”徐自明,大约生活在宋宁宗时期,字诚甫,永嘉人,官低位卑。此处作“必须有”,与前引诸书“莫须有”之说稍异。
6•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绍兴十二年十二月癸巳》条云:“初,狱之成也,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7•李心传在上引条下,又注引吕中《大事记》云:“飞之死,尤不能厌众心。……而‘莫须有’三字,世忠终以为无以服天下。飞死,世忠罢,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于是尽逐君子用小人矣。”吕中《大事记》即《皇朝大事记》。
8•岳珂《鄂国金佗粹编》卷五《行实编年高宗绍兴十一年》条云:“……唯枢密使韩世忠不平,狱成,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须有,何以服天下!’因力争,桧竟不纳。”本文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分析,认为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说法,最初是无名氏作者在《野史》一书中编造出来的,并非历史事实。后人失于考证,辗转抄录,一味承袭不实的传闻,遂使“莫须有”成为秦桧加害岳飞的无理之理。事实上,秦桧打击和加害岳飞的“罪名”是十分清楚和足够的,根本没有必要搬出“莫须有”之词。
9•《鄂国金佗粹编》卷二○《钥天辨诬通叙》云:“韩世忠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为问,而夺之柄,最后……一时附会之徒,如万俟则以愿备锻炼,自谏议而得中丞,王俊则以希旨诬告,自遥防而得廉车,姚政、庞荣、付选之流,亦可阿附而并沐累迁之宠矣。”
10•《鄂国金佗粹编》卷二一《百氏昭忠录》五云:“枢密使韩世忠心不平,狱成,诣桧问其实,桧谓‘飞子云与张宪书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须有,何以服天下!’因力争之,桧不纳。”
11•《鄂国金佗粹编》卷二四《张宪传》云:“其在当时,桧,力成此狱者也。而韩世忠不平之问,桧仅答以‘莫须有’,世忠艴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则桧亦自知其无矣。”
可见，关于莫须有的事件，都是宋人转述抄袭而来，行文格式竟然都如此雷同！
宋朝史书，最受推崇的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绍兴十二年十二月癸巳》条的记载,也是李氏抄录他书而成。李心传(1167—1244),距岳飞、韩世忠死的时间有八九十年。他写定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是抄撮朝野诸书而成。据李心传上引史料,他是参阅了吕中的《大事记》即《皇朝大事记》等。李心传在有关“莫须有”记载的正文下,自注查阅过以下几种资料:
①《王俊首状大理寺案款》,不获“莫须有”一事。②《刑部大理寺状》,也不载其事。③王明清《挥麈录余话》,记载“明清壬子岁仕宁国,得王俊所首岳侯状于其家。次年,明清入朝,始得诏狱全案观之。”也不见有关“莫须有”的事情。④赵之《遗史》,也不获此事。⑤何《龟鉴》,也未见此事。⑥只有吕中《大事记》记载了“莫须有”史料。但吕中的史料也是抄录他人的。
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七《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癸巳》记载岳飞死于大理寺狱中,诛岳飞、张宪事下,也不见有关秦桧口出“莫须有”之说。且徐梦莘还全文注引了《岳侯传》,也不载“莫须有”之事。后人在编校《三朝北盟会编》注引《岳侯传》时,采用了刘一清《钱塘遗事》,也不见记载“莫须有”事。徐氏生于北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广西、湖南北州县官。“仕宦几五十年,居闲之日为多。”宁宗开禧三年(1207)病逝。徐氏撰《三朝北盟会编》的目的十分明显。他在《自序》中说:“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为中国患久矣!……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其易且酷也。”他为此而痛心疾首,欲求究竟,认为“误国首恶罪有在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徐氏竟未书秦桧“莫须有”三字,看来这决非是他的疏漏,而是对“莫须有”一说的否定。
南宋最有名声的史学家李焘,在他所著述的一系列史书中,均不见一条有关秦桧制造“莫须有”的史料。李焘(1115-1184),字仁甫。年二十一时,追念靖康变故,著《反正议》十四篇。历任史职及州郡官,以敷文阁学士致仕。以名节学术,见称海内。一生著述弘富,纂修《续资治通鉴长编》,用力近四十年,取材广博,考订精核,为治宋史之要籍。李焘与岳飞、韩世忠、秦桧、赵构是同时代人,均经历靖康之难、绍兴和议等重大事件,他痛恨政府腐败,热爱祖国。在这种名节学术、爱国忧民思想支配下,在他的大量史著中,竟一字不载有关秦桧“莫须有”的情况,这是反映了李焘对“莫须有”说的怀疑或者否定。李焘之子李(1161—1238),有文史名,在他的一些史著中,同样不取“莫须有”之说。
第十,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也不记有关秦桧所说的“莫须有”一事。王明清记云:“明清壬子岁仕宁国,得王俊所首岳侯状于其家。……次岁,明清入朝,始得诏狱全案观之,岳侯之坐死,乃以尝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以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师者凡十三次,以为抗拒诏命。……首状虽甚为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王俊告发岳飞状,为王明清所得,且于次年入朝,“始得诏狱全案观之”。在王明清的笔下,根本无一字涉及秦桧的“莫须有”。相反,明清记载的王俊告发岳飞状,却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采录。王明清撰《挥麈录》历时三十余年,且在岳飞案平反后,是书虽为笔记性质,但也力求持正论,详故实,不失史法。为南宋最负时望的史学家李焘所称道。今寻检明清25万字的《挥麈录》,记载秦桧之事的不下二三十条,竟没有一处涉及秦桧的“莫须有”之事。这很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莫须有”之说不可靠,否则,一个以正直、爱国史家自居的王明清,决不会放过“莫须有”这个重大题材的。根据以上辨析,本人认为“莫须有”之事,完全是无名氏作者根据当时政治情势的需要而编写出来的。为了怕人了解事实的真相,他故意将书名定为《野史》,是真是假,叫人猜测;同时,他又故意隐去真实姓名,令人难以捉摸。熊克的《中兴小纪》则最早采用了无名氏《野史》中的这段材料。此后,相继为赵雄、徐自明、杜大、吕中、李心传、岳珂等人所辗转抄录,成为后人指斥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的口实,这是南宋人对此失于考证,一味承袭不实的传闻所致。
而最早确切提出莫须有之事的，则是熊克的《中兴小记》，但熊克在其文后特意注明，此引野史，显然，熊克仅仅是转述，而不对此言论负责
还有一个是不知何年何月生人的吕中，此人或许更早，但作为一个无名氏，他的著作本是无权威性的，他的文章被李心传所引用后，李心传却自我否定地提出了不同观点，拿出了更多时文，而那些时文，处处指向岳飞之案，并无莫须有之事，可见，李心传作为大家，对其作品可谓尽心尽力，公正客观，值得学习！
种种现状，都指向一处，既莫须有一事，是后人失于考证，以致流言成真！韩世忠与秦桧单独见面于秦家，本不该为外人所知，但此事却在韩世忠死后被提起，大家本该认真考究，不可轻易相信，否则，这“莫须有”一事，更是对秦桧的莫须有！我们又有何面目见岳王？
后附岳飞审判书，可证岳飞之死，证据确凿，与“莫须有”无任何关系
岳飞 ——为因探报得金人侵犯淮南，前后一十五次受亲札指挥，令策应措置战事，而坐观胜负，逗留不进。及因董先、张宪问张俊兵马怎生的？言道：“都败了回去也。”便指斥乘舆，及向张宪、董 先道：“张家、韩家人马，你只将一万人蹉踏了！”及因罢兵权后，又令孙革写书与张宪，令“措置别 作擘画”，又令“看讫焚之”，及令张宪虚申“探得四太子大兵前来侵犯上流”。自是之后，张宪商议， 待反背而据守襄阳，及把截江岸两头，尽掳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孙革奏报不实，及制勘虚妄等罪。 除罪轻外，法寺称：“《律》：‘临军征讨，稽期三日者，斩。'及‘指斥乘舆，情理相切要害者， 斩'系重罪。其岳飞，合依斩刑私罪上定断：合决重杖处死。”
看详：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留不进；及于此时辄 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又说与张宪，董先，要蹉踏张俊、韩世忠人马；及移书张宪，令 “措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敕》：“罪人情重法轻，奏裁。”
可见，岳飞之罪，斩罪是因不听号令，私自逗留，依法斩。而所谓谋反，则是“罪人情重法轻”
可见，如今普遍认为的莫须有的叛国罪，根本就不是岳飞的死因，违抗君令，才是死因！
泥马渡江 王安石变法 崖山海战 烛影斧声 包拯 刘辰翁 张先芳草渡 周密柳梢青 朱淑真清平乐·送春
张律师感谢您的访问。
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法规 境外法规 司法解释 典型案例 国际法及国际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