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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 宋朝的那些事

泥马渡江

康王南渡,是发生于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正统的中原王朝政权遭遇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而发生剧烈变故的一段历史进程。前人记述这段历史时常用这么个句子来表述:“两宫北狩,匹马南渡”。这句话给人印象深刻,且有一种异样感。首先因为古文字面上这种刻意规整恰恰与当时历史与个人命运的诡谲形成了鲜明的比对,你看,徽、钦二帝明明是被掳北去,却要说成是去狩猎,说是为帝王讳;匹马南渡呢,意思倒好理解,但细想一下,还是觉出它里面的文字玄机,玄机在哪里?就在于它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表述与其本身的民间文化内质构成了某种内在的对应张力,而这在同时期的文本表述中是如此明显。但是指出这个问题并不表明我们会要去探究它其中的深奥精微,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只是把它作为认识“泥马渡康王”历史传说的一个视点,而把对传说的解读放回到康王南渡那一段不平常的历史之中,从中发现传说产生、传播的内在机因和魅力,也从中体味椒江民间特有的文化情思。



让我们先来交待一下康王南渡的背景——靖康之变。

许多人都看过北宋画家张择端名作《清明上河图》,该画气势恢宏,生动真实地表现了北宋时期京城汴梁繁华的街市生活场景。从历史上看,宋朝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难得的一个科技、文化、商贸等都发展得极出色的朝代。而当时的汴梁(今河南开封),在经过大宋立国一百几十年来好几代君王的经营之后,已是一座拥有百万人口举世最为繁华的都城,四面八方的商贾游子仰慕前来,流连忘返。然而在如此表面繁华文明的背后,却也积蓄着宋帝国内、外部的各种深重的矛盾和危机,它的上层是腐败而又无能,而它的国家机器,尤其有着致命的脆弱之处,所以在兴起不久的北方女真民族的三番五次冲击下,宋帝国终于进入危机总爆发--都城汴梁于靖康元年(1126年)为金人攻陷。翌年,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几乎全部宋皇室成员及京城官员被金人掳往北方,北宋皇朝遂遭遇灭顶,这就是靖康之变。

在急遽的国朝大变故中,作为宋徽宗第九子的康王赵构因当时正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拥兵在外而逃过劫难,他也成为留在中原的皇室近支中硕果仅存者。就这样,在大将宗泽等人拥立下,这位本来压根轮不上当皇帝的亲王遂于1127年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是为宋高宗,它标志着宋朝进入了南宋时期。

赵构的南宋政权虽然勉强建立起来,但从一开始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谓南渡,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南逃的代名词。在金兵凌厉的锋芒下,赵构被迫一再迁都,先是1128年弃商丘而南迁到扬州,后在金兵的攻击下,又南渡长江而迁到杭州。但其后杭州也为金兵攻陷,赵构不得已继续南逃,于是便有了这逃难途中驻跸章安的经历。



赵构这次逃难发生于1129年,即建炎三年,此年金兵策动南侵,直指南宋都城杭州,目的便是捉拿赵构本人。赵构于是仓皇出逃,一路绍兴、宁波、舟山逃下来,而金兵也在后紧追不舍,赵构被逼得不得不乘船出海南逃,金兵又从海上追来,所幸这次被宋朝水军击败,这才退了回去。赵构此行目的地是温州,航海途中遇上大风,为了避风,船队驶进了台州湾内。建炎四年正月初三,赵构官船落帆于章安金鳌山外牡蛎滩头。这样,长期处于中原文明边缘地带的椒江终于在自己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迎接了一位正统中原王朝真命天子的“造访”。这里特意指出这第一次来,是因为椒江民间分外看重这一点——而这自然也与椒江民间附会衍变“泥马渡康王”传说有着内在的关系。说到看重,我这里用借重一词可能更贴切些。古往今来,还从来没有哪个人,如赵康王这般与椒江沿岸多处地方如葭芷、上辇、上封、上马、马铺、路桥等地名以及一批寺庙渊源有如此直接的关系(1)。这便是椒江一带民间借重他的明证(老百姓可都是很讲实用的)。当然还要指出的是:椒江民间嫌其不足之处则在于,这第一位造访的天子却偏偏是个落魄逃难的小康王(连康王前面都要加个小),所谓“威仪赫赫”、“皇恩浩荡”的感觉肯定是谈不上了。所以椒江民间语境中的赵构,人们对之崇仰之外,总是夹带着其他些许复杂的情愫。这些在椒江当地的有关故事传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对于赵构政权南渡,从此偏安江南,置北方广大国土和人民于不顾,过去人们对之是全盘否定的。但实事求是地说,南宋王朝对于江南文明的发展却是有大贡献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文化大交流正在此时发生,中原的先进文化随着北人南徙而传入江南包括我们台州地域,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地方的社会文明进步,尤其由于南宋政权注重海上贸易,更直接助推了台州涉海商贸的兴盛。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查阅史料记载,赵构此次逃难,应该说是逃得最南了,而且也是他最后的逃难经历。在驻跸章安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皇帝的日子过得是清苦而平静,也许还有点落寞。他在金鳌山祥符寺接受方丈的招待,也接受了台州知府的晋见,接见过当地的妇女,他坐船渡过椒江来到海门,游览了枫山清修寺及外沙观音洞承天寺等处,留下了一副楹联几首小诗,此外,见于志书记载的尚有元宵夜赏桔灯、章安民女赠麦碎饭等等。而早先椒江人对之的诟病是:你皇帝在国难关头,不思抗敌对策,却有闲情逸致游山玩水,赋诗道禅,实不应该。有人更是捉起皇帝的“字眼”来,说“清修风景千年在”也不对,皇帝圣口一开,那不是将枫山的风水限死在千年之内了吗?应该说永年不衰才对嘛;一部章安人编的诗集《金鳌集》,也每每触景伤怀,抒发对康王偏安无能的不满。

诟病与讥讽都有道理。你也可以说这位血脉中继承了乃父皇帝画家基因的赵构是生错了时代。不过,情况或许并没有这么糟。我们说,在当时,既然赵构他不想步其父兄的后尘再去“北狩”,那么逃跑也就不失为一种适当的选择。赵构到椒江的时候,追击的金兵在海上已被打败,退了回去,赵构此时心里可以说是刚刚获得了短暂的喘定。从心理学上讲,一种长久压抑的内心情愫会因外部压力的消除而得到释放,何况赋诗之类本身只是一种对于当下感受的记录罢了。它能起到了宣泄内心情绪的作用,虽然这种宣泄不是直面现实的,而是“阴面”的宣泄。然而令我们感兴趣的地方也正在这里:若从人性解读的角度看,赵构在椒江的几首小诗,如系和平时期所作,那种“静中心地”(2)的抒发是最正常不过了,问题是处于这么一个非常时期,因而这种抒发便被想当然地解读为“阴面”的。不管怎么说,这却教人看出赵构另一种的性格胸襟,简言之,那就是一种“静气”。联系靖康元年时,赵构以亲王的身份质于金营,也因这份“静气”而让金人不相信他是一位王室成员,以为是会武功的冒名顶替者,由此将他遣回。这两件事在这里正可以互证。笔者指出这一点只是想说明,其实赵构并非庸常之辈,虽刚迈过弱冠之年,乃是有着阴柔温敛之深心的君王,比之父兄,自是高明有本事多了,他是一位懂得审时度势的现实主义者,即使此后在对内与对金前期的对峙博弈中,赵构的表现亦有不少可圈点之处。至于其总体上对金畏战乞和,乃至于酿成害死功臣岳飞断送大好抗金形势的结局,不能不说是赵构此人一生的污点。但这里尚有不少令后人很难解开的谜团。若从人物性格角度看,也许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赵构无法突破自身性格中阴柔温敛的内倾阈限,从而在金人“以赵制赵”(3)的谋诈下,陷入了人我共设的困局路径而不能超拨,铸就悲剧。此亦一孔之见,题外之话,留待他处深谈,在此打住。



现在再回过来谈泊舟于椒江的赵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摆在人们面前:赵构君臣驻跸椒江期间,如上所述,情况总的来说是平静的,因为敌人远在千里之外,以古代的交通,海上他既然来不了,陆路更是谈何容易。皇帝因而得暇可以游山玩水,赋诗题联,赏赏桔灯,等等,这些本属正常。那么又何来民间传说中的赵构为金兵紧追,危急时刻幸有泥马救驾,渡过椒江,又要躲身观音洞,靠蛛网掩护才逃过一劫……种种情节,似乎匪夷所思。然而这又是真实流传的传说。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让我们还是拿“泥马渡康王”说事吧。

这“泥马渡康王”自有它不寻常的来历,但首先应指出的是,它最早的出处并不在椒江,换言之,它并非是椒江民间的“原创”,而是异地引入的。这个曲折我们下面会谈到。先看宋人辛稼轩《南渡录》上记载的一段故事:

靖康元年,金人兵临汴京城下,赵构以亲王身份受命出使金营,实际上就是去作人质。一次他偶然与金太子比试射箭,三箭俱中,被金人怀疑为宋朝派了个长于武艺的人来冒名顶替,便遣返了他,要求换真亲王来。因此赵构得以脱身,但金人醒悟后又追上来。逃跑路上,赵构在一神庙里休息时打了一个盹,梦见庙神对他说:金人追上来了,快走,门口已准备了马。赵构惊醒,果发现马已在旁边,便翻身上马飞奔,渡过黄河。过河后赵构下马休息,转身时发现这马已化作了具泥塑。

这就是“泥马渡康王”的故事。然而要说流传有绪,这并不是唯一的版本。那我们就再来看第二个版本(4):

赵构于应天府登基后,为避金人锋芒,将朝廷由应天府迁至扬州,但金人仍然紧逼不放。过了一年,金兵再次南侵,一直打到南宋都城扬州城下,赵构情急之下,只身仓皇出逃。这天傍晚,他在一个破庙内躲避金兵,势甚危急。这时,赵构忽见月光下庙内一泥塑白马动了起来,赵构于是便骑上马背,那马即飞驶前去,渡过长江,逃到了杭州。

上面两则传说中,泥马渡的江,一为黄河,一为长江;而赵构本人,一为称帝前,一为称帝后。当然这也不奇怪,在民间语境中,这种时空上的错落本不是问题,何况泥马本身即是神灵,具有超逸时空的本然意志。不过话说回来,虽说民间传说很多是杜撰附会,甚至无稽之谈,但总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落到实处”——尤其对于历史人物传说更是如此。从前面两则传说看,除却“泥马渡江”外,故事和时间跨度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也即是当时一段时间里赵构的确由北到南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从这样的分析看,“泥马渡康王”的原创版应该就是在这两个之中,而笔者更倾向于第二个版本。这可以从清人赵翼的话中得到佐证。赵翼在《陔馀丛考》中有这么一段话:宋高宗初至杭州,即命立崔府君庙,以示灵异。崔府君庙即赵构逃难时神灵托梦、泥马显灵的庙。这里显然传达出了这么两个信息:一、因泥马神异,赵构才要立庙,从这里,故事传说的“虚”与神庙的“实”可就直接“对”上了;二、赵构本人与其近臣很可能就是“泥马渡康王”传说的始作俑者,他这样做是有其道理的,而我们这样说也有一定的行为心理分析依据的(关于这点我们后面要说到)。那么考察椒江版的“泥马渡康王”,人们会发现什么呢?也许,在看了上面这些文字后,人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发现的了,整个地就是一个“附会版”嘛。但是,要说的东西还是有一些的。

过去的民间文学普查发现,各地“泥马渡康王”“附会版”不下五、六个,不仅在椒江,举凡赵构逃难期间经过的北方和南方一些特定的地方也都有这种地方版(亦即“附会版”)的“泥马渡康王”,这似乎形成了这样的情形:在赵构频年逃难经历中,逢有大江、大河所在,民间便会附会、演衍出一段当地版的“泥马渡康王”传说来。

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不想抄录各地的“附会版”传说。现就椒江的“泥马渡康王”传说指出值得留意的几点。

一、传说除了将故事地点放在椒江外,其主体情节基本是引入的。但椒江的传说中有几篇异文蛮有意思,现略作介绍分析之:

第一篇:倪马渡康王。这说的是葭芷一位姓倪名马的梢公用渔船将康王摆渡过江,使皇帝摆脱了金兵追击。这种说法影响不大,只是利用谐音来改造故事,用意浅显。

第二篇:不要穿蟒袍,只要张户曹。说的是葭芷一位渔民驾船救了康王,在面对康王表示要封赏他“子孙代代穿蟒袍”时,爽朗笑答:“不要穿蟒袍,只要张户曹”。表达了葭芷渔民的天朴与豁达胸襟。考察此篇,文意很是不错,然其中内容可能是对于流传于椒江的“罗隐的故事”的附会(5)。

第三篇:大圣庙的来历。说的是椒北陈岙陈姓船老大救康王过江,后面金兵紧追,康王嘱陈老大保密,陈老大为表明心迹,投水自杀。康王后封他为“陈大圣”,立庙追念。这个传说也是对《东周列国志》中有关伍子胥故事的模仿(6)。

二、与渡江传说成联缀的便是避难山洞的传说,有意思的是章安金鳌山麓的蘸金洞与海门外沙观音洞成为康王避难的两个山洞。这两个故事中的鸟鹊呼叫“倒退进洞”、蟢织网封洞、康王赐蟢金绶带等情节大抵相同,这个大抵上也是附会而成的。

三、椒江的“泥马渡康王”结尾处有康王为追念泥马救驾的功劳,颁旨在海门立了泥马庙。海门过去确有此庙。这说明传说与其物化的神庙通常一体呈现,所谓“神道设教”,亦可看作是南渡文化传播的一般形态。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问,如何来看待这些“泥马渡康王”地方版的现象?

从前面论述中,我们注意到,赵构初到杭州,就下旨建立崔府君庙。作为神庙,尤其是君王倡导,推而及下,那些皇帝逃难故地的民间或官府肯定会倾力建造。而自赵构开始,神庙更已被赋予新的意义,即它必与“泥马渡康王”传奇形成一体呈现的状态。因此神庙每建一处,民间必传诵“泥马渡康王”传说。不过,正宗传说被附会演衍成“地方版”,从文化传播学上说,那是一种处境化的进程,即要与当地的原民文化环境的经时性的碰触、沟通、融合等等,而且也不能排除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或然性因素。当然,对于这样一种衍变或者说“转换”过程,人们也许会觉得疑惑不解。但其实民间文学的这种将“正宗”传说附会演衍成“当地版”的现象是很多的。如椒江民间传说“观音度马郎”即是一例。这个“观音度马郎”可是载于佛经之中的“正宗”故事传说,但经椒江民间附会衍变后,马郎成为了海门当地马员外的公子,度马郎地点则在外沙金沙滩上,马郎洞亦成了觉悟后的马郎用功读书修炼之处。如此等等,真幻一体,虚实互生。或者也可以说,这便是中国式的民间对于(广义上的)神话的融受式的传承方式吧。



前面我们说过,“泥马渡康王”其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赵构及其近臣,这是有缘由的。从当时赵构所面临的处境来看,情形是不容乐观的,作为南宋开国之君,赵构是在遽临的家国大变故中承继大统的,但其时毕竟徽、钦二帝尚在,朝野急于雪耻反对“南渡”的呼声颇高,赵构本人频年颠沛流离,天子之位犹未坐稳,因而他确实需要某种神威来支撑自己,或者说需要弄出一些不同于常人的传奇--就象历史上许多君王所做的那样,籍此使朝野对于他的真命天子的身份确信不疑。正如清人赵翼评述康王南渡时所说:盖建炎之初,流离溃散,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事实。

事实是什么?事实很可能仅仅是逃难中的康王于某个夜晚在一处破庙内的一场梦呓(7)。他,赵构,一位颇有城府的年轻君王,就此将其诠释为神谕,演绎为传奇,一下子为自己灰黯的逃难生活撑起了一片亮色,继而也为他的南渡王朝树起了正统、神性的“代言者”。当然,椒江过去的老百姓是不大明了其中深奥精义的,但他们凭朴素的直觉经验大抵知道:小康王是真命天子,危险时刻有神灵护佑,是大宋王朝气数未尽的明证。

我们说,“泥马渡康王”其民间文学形象本身就是超逸时空的神秘主义杰作,而它在廨坊话语的层面上则被诠释为所谓“中兴瑞应”之类,这种诠释无疑是契合于传统的历史和民间话语系统中诸如人神相侔、真命天授等观念的,因而它融入历史文化语境表述中就不奇怪了,而另一方面,由于神庙与传说的一体呈现,由于泥马渡江这一意象所体现的类于符应神谕的辉光,在向民间的传播中也衍生了神性崇仰效应和附会效应,从而使它具有了盛传不衰的魅力。


注释:

(1)有关椒江民间传说“泥马渡康王”及有关地名和寺庙的传说,可参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椒江故事卷》和《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黄岩故事卷》等书。

(2)赵构“游清修寺”诗中有“久坐方知春昼长,静中心地自清凉”句。

(3)金兀术《临终遗行府四帅书》:“……如宋兵势甚敌强,择用兵马破之;若制御所不能,向与国朝计议,择用为辅,遣天水郡公桓(即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水郡公,并力破敌。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患害无虑都一也”。在这里,金兀术表露了他的“以赵(恒)制赵(构)”的既有定策。

(4)“泥马渡康王”民间版本众多,为节省篇幅,本文所录两则只是这个传说内容的简述。

(5)在民间传说“罗隐在葭芷”中,罗隐说过“葭芷对金鳌,代代儿孙穿蟒袍”、“葭芷对金鳌,代代儿孙张户曹”的偈语。户曹,过去葭芷渔民的一种近海作业的方式。

(6)《东周列国志》记述伍子胥逃亡途中得渔夫父女帮助,为了不泄露伍子胥行踪,父女俩投水自杀。

(7)试以本文所引《南渡录》文字为例:康王逃难进庙休息打了一个盹,即可看成是由现实进入梦境之临界。梦中神灵对康王说话,康王骑上马奔跑,过江,应该可以理解为梦中情节。到马静止不动(化为泥塑)的时候,梦中之意识流便戛然而止。从现代心理学看,这样的分析是成立的。

(陶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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