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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三百首
一、编选背景
清代常州词派自周济《宋四家词选》之后，其学词途径：导源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几成词坛不二法则。特别是清末以来，经端木畴、王鹏运、况周颐等鼓吹，以合刻《薇省同声集》复振周济余绪，影响日深。
常州词派亦以此从江南而移植燕都，复由燕都而广播于岭表，遂使这一原本区域性的词派而变成全国性的词派。朱祖谋中岁治词，深受王鹏运等导引，故其词学宗尚也前后相继。精力所在，尤在梦窗一集。既与王鹏运合校梦窗词，历二十余年校勘至四遍，使因错舛而难以卒读的梦窗词终成定谳；又以《梦窗词集小笺》拓展梦窗词的接受疆域；复以词学宗师的身份组织词社，指引后学专研梦窗。
但正如况周颐所说：“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若非雕「王矞」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蕙风词话》卷二）又说：“性情少，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同上卷一）所以学梦窗本身要以学力和才情作为基础。
但事实上，在学梦窗的热潮中，确实有许多词人并不具备这一基础，结果只能停留在形似甚至不伦不类的阶段，且一味求僻涩迷离，求空际转身，求奇思壮采，反而使人莫测其命意所在，导致词坛生气索然。
作为晚清词学的领袖人物，朱祖谋不能不察觉到他的初衷与实际情形的巨大差异，所以他在后期的词学活动中，自然要对其前期的词学思想作一些必要的修正。这一修正的动机除了与朱祖谋自身词学思想的转变有关外，也有其直接的词学渊源。即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与王鹏运以词唱和及共同校勘词集之时，他就耳濡目染了王鹏运对周济《宋四家词选》的不满。王鹏运作词虽然“取义于周氏，取谱于万氏”（沈曾植《疆村填词图序》），但他对周济的退苏进辛，并以王沂孙位列四家领袖之一，深觉轻重不伦，他自己的创作其实在后期是加入了苏轼的清雄在里面的。
朱祖谋一生对梦窗词和东坡词独具青眼，四校梦窗词，编年东坡词，都在在可证。他自己的创作也颇措意于二家，卢冀野《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百三十四集》评其词云：“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重大妙于言。”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评朱祖谋说：“论定疆村胜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一轮黯淡胡尘里，谁画虞渊落照红？”都揭示了他的创作特点。清词的意格是清末词人引以自豪的，朱祖谋虽有“律博士”之称，但晚年折衷至当，仍以意格为尚。
张尔田曾评价朱祖谋晚年所作词，似杜甫夔州以后之诗，则朱祖谋自身也是梦窗所不能局限的。故其在周济词选之外，另辑《宋词三百首》，虽仍隐然以周邦彦、吴文英为宗，但对苏轼、柳永、晏几道、贺铸、姜夔词的热情已是明显增加，试图以不偏不倚为宗旨，对流行已久的常州派重要选本《词选》、《宋四家词选》作补苴罅漏的工作。林玫仪根据疆村对周济《宋四家词选》的批评之语，在其门人龙沐勋《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晚近词风之转变》和《选词标准论》诸文屡次提及疆村此语，而认为“疆村对此必甚介意，此其所以后来有《宋词三百首》之选也”，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其入室弟子龙榆生深明疆村词学的曲折变化，他在《论常州词派》一文中直言：“疆邨晚辑《宋词三百首》，于张、周二选所标举外，复参己意，稍扬东坡而抑辛、王，益以柳耆卿、晏小山、贺方回，冀以救止庵之偏失。”可见他的编选宗旨是在大体坚持常州派门户的基础上，拓宽其路径和门庭而已。渊源所自，终不可掩。
所以朱祖谋编选《宋词三百首》，既是他与当时词学家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互相切磋而形成相对一致的词学观的具体体现，也是朱祖谋积数十年学词经历，经斟酌权衡后自出手眼，为后学另辟的一条相对宽阔的学词途径。从方便初学的角度来说，在《宋词三百首》编选之前，其《疆村丛书》虽校勘精审，但蔚为巨帙，学者以卒业为难，故欲明词学之覃奥，也需要有一简明选本来昭示后学途径。而前此端木埰仿东汉《古诗十九首》之例，手抄《宋词赏心录》（一名《宋词十九首》）赠送词友王鹏运清玩，虽兼含了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之“四家”和戈载《宋七家词选》之“七家”，但仅选十七家词人十九首词作，取义不免过苛。故从既便于一窥宋词之貌又便于初学的角度来说，也确实需要一部折衷于《疆村丛书》与《宋词十九首》之间，又与二书消息相通的选本。朱祖谋仿《唐诗三百首》之例，成此《宋词三百首》之选，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很实际的考虑。
二、编选过程及选本特色
朱祖谋编选《宋词三百首》，大致与《鹜音集》的编订同时，1924年正式问世。这一时期他僦居吴下听枫园，与当时词人况周颐、张尔田、赵尊岳等过从甚密，故其选词当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其中况周颐的作用至为明显。张尔田《词林新语》云：“归安朱疆村，词学宗师。方其选三百首宋词时，辄携钞帙，过蕙风簃寒夜啜粥，相与探论。继时风雪甫定，清气盈宇，曼诵之声，直充闾巷。”其门人赵尊岳也自称曾与朱祖谋“相互斟订”此选。则此选编者虽仅标疆村之名，实也有况周颐和赵尊岳的切磋裁定之功在内。而且据况周颐序中所说：“疆村先生尝选《宋词三百首》，为小阮逸馨诵习之资。”“小阮”云云，乃用三国阮籍、阮咸叔侄相亲的典故，“小阮”一词后世遂成为侄子之代称。况周颐是全面了解并部分参与朱祖谋此选工作的，书成并为之撰序，则其称朱氏此选有方便其侄子学词诵习的便利的初衷在内，自然是令人信服的。
如果说朱祖谋对梦窗词的细心校勘可以称为专家之学，并以此带动了当时词学界的学术视野的转变的话，他的《宋词三百首》即是一部既体现其词学倾向又在词学普及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选本。“晚清词人，颇喜选录，以寄其论词宗尚。各矜手眼，比类观之，亦可见当时词坛趋向。”清代词派的建立和发展几乎都是以选本为标志的，浙西派朱彝尊的《词综》、常州派张惠言的《词选》和周济《宋四家词选》都是推广其词学主张的重要工具。晚清词家编选词的选本也不乏其人，如陈廷焯编有《云韶集》和《词则》，樊增祥辑有《微云榭词选》，谭献有《箧中词》，冯煦编有《宋六十一家词选》，梁令娴、麦孟华合编有《艺蘅馆词选》，况周颐编有《蕙风簃词选》，郑文焯也曾拟编选《石芝西堪宋十二家词选》，陈匪石拟编《宋十二家词选》（今流传之《宋词举》即为此选缩本。）但这些选本有的只是初具纲目，有的未能完稿，有的虽已编成，但影响寥寥，唯有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既在当时令词学界侧目，也在以后得唐圭璋之笺注而影响整个20世纪。此选始宋徽宗，迄李清照，凡87人，中以周邦彦、吴文英为最多，盖求之体格神致，以浑成为主旨也。况周颐在序中说：“能循途守辙于《三百首》之中，必能取精用宏于《三百首》之外。益神明变化于词外求之，则夫体格神致间，尤有无形之诉合、自然之妙造，即更进于浑成，要亦未为止境。夫无止境之学，可不有以端其始基乎？则疆村兹选，倚声者宜人置一编矣。”况周颐实际上是把《宋词三百首》作为词学正途和起点来看待的，其希望以此垂范来世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
朱祖谋先后三订此选，初选自宋徽宗至李清照凡87家，数量适300首。超过20首入选的仅有两人：周邦彦和吴文英，分别为23首和24首。重编本增录张孝祥、范成大、姜夔、蒋捷、张炎、王沂孙各1首，辛弃疾2首，吴文英3首，合11首。又删去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吴文英等20家28首。仅余词人81家，词283首。第三稿又增林逋、柳永各1首，最后的收录情况是：词人82人，词285首。昔龙榆生曾作《选词标准论》，认为选词之目的大略有四：便歌，传人，开宗，尊体。唐宋之时，词以演唱为第一职能，故其时选本亦以“便歌”为主，而后此选本则以传人、开宗、尊体为理论导向。如果按照这一理论，则朱祖谋此选，诚如龙榆生所说：
疆村先生之《宋词三百首》……录宋词八十七家，而柳永十三首，晏几道十八首，苏轼十二首，周邦彦二十三首，贺铸十二首，姜夔十六首，吴文英二十四首；七家之作，乃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俨然推为宗主；而疏密兼收，情辞并重，其目的固一以度人为本，而兼崇体制；然不偏不颇，信能舍浙常二派之所短，而取其所长，更从而恢张之，为学词者之正鹄矣。
这一评价从总体上说是公允的，但其中对梦窗词的张扬乃是极为明显的，此就选目多寡即可窥见，故虽是“疏密兼收”，实有为“密”争夺席位之意。其弟子吴梅在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序中也说：“疆村所尚在周、吴二家，故清真录二十二首，君特录二十五首，其义可思也。”唐圭璋的笺注于此也特为用心，备列宋以后各家特别是当世如陈廷焯、况周颐、梁启超、王国维、陈洵之说，力破清真疏隽少检、梦窗七宝楼台之谰言，可谓深得朱祖谋之心。朱祖谋此选以浑成为旨归，故其去取一以风格为准，非仅仅以人存词者可比。陈匪石认为：“盖词之总集前此已多，朱氏有作，决不肯蹈袭故常，而以自身所致力者，示人以矩范，且见若干家中皆有类此之境界。或以为在选政中实为别墨，然不能不认为超超元著，在宋清各总集之外，独开生面也。”罗忼烈也认为疆村此选既以浑成为入选标准，则清真与梦窗的词多有入选，乃是符合词史实际的，且此二家章法井然，便于初学，故“疆村是选之用心，非阿其所好也”。况周颐于近代词选罕有许可，而且对朱祖谋校勘词集不无微词，独于此选，青眼有加，认为是“取便初学，诚金针之度也”，并在序中对其崇尚体格、神致亟为称赏。在其《词学讲义》附录中列为“词学初步必需之书”，况周颐并欲选温庭筠、李煜、苏轼、周邦彦、吴文英等十四家词为《十四家词》，以与《宋词三百首》相辅而行。李冰若评价此选“抡次谨严，昭示正轨”（《花间集评注自序》），并尝为之笺释，以取便讲授。从当时人对《宋词三百首》众口一辞的称赞，以及唐圭璋、李冰若对此选笺注的热情，可以看出当时词学界对朱祖谋词学倾向的认同。
三、流传与影响
在《宋词三百首》的传播过程中，唐圭璋先生居功至伟。大约在《宋词三百首》出版不久，唐先生即据厉鹗、查为仁二家笺释《绝妙好词》之体例，以朱祖谋第二稿为底本，博采词话，旁及小说杂记，为之笺注，历数年之久，大约在1931年秋始告完成。其师吴梅在《笺序》中概括唐圭璋的笺注有“三善”：其一，钩沉不少史料，将一些不为人知的词人生平作了初步梳理，便于读者知人论世；其二，博收广采有关词评及遗事珍闻汇于一编，便于读者对创作背景和词作主旨和艺术特色的把握；其三，广征宋以来至当世词话词论，申论朱祖谋瓣香清真、梦窗之说，凸现朱祖谋之词学观，故其引述材料虽至为繁富，但同时又能为后学辨别泾渭，指示门户，是笺注中别具胸臆。除此之外，唐先生对原书体例也作了调整，将朱祖谋原以帝皇为先、妇女殿后的编次改为以年代为次。并将朱祖谋第二稿和第三稿的增删情况作为附录列于卷末。遂以焕然一新的面目问世。笺注本初以《宋词三百首笺》的书名，由汪辟疆推荐到神州国光社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印行，随即取代朱祖谋的纯粹选词而广为流传。此后一版再版，此书的影响也就日胜一日。而此前与唐圭璋同列吴梅门下的李冰若，也已“偶为笺释，取便讲授”，后因唐注在先，“宋词已获一精本”，故循流溯源，在龙榆生、陈钟凡的指点和帮助下，另笺《花间集》，而将此前对朱选的笺释稿毁弃。可见朱选在当时词人心目中的位置之高。特别是李冰若“取便讲授”一语实际上说明了朱选一出，而当时其他宋词选本即悄然屏退的情形。
整个20世纪，以朱祖谋的选词和唐圭璋的笺注为基础的注释、今译和赏析本就有十余种，注释类有胡云翼的《详注宋词三百首》等，注释与分析结合的有汪中、周鹏飞与王黎雅、沈家庄三家的《宋词三百首注析》、郭伯勋的《宋词三百首详析》等，今译类有汪中的《新译宋词三百首》、弓保安的《宋词三百首今译》、沙灵娜的《宋词三百首全译》、王筱芸与郝敏的今译《宋词三百首》等，赏析类有《宋词三百首欣赏》等，如此以一种底本为基础繁衍出如此众多的著作，在有关宋词的选本中，确实是空前的，也许只有诗歌选本《唐诗三百首》可以媲美。1992年成都巴蜀书社将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和任中敏的《元曲三百首》三种经典选本汇为一编，也许可以看作是对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学术地位的一种事实肯定。宋词选本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以后，所出的种类何止几十数，但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的地位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以后也是无法动摇的。作为带有浓烈的二十世纪前期词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选本，《宋词三百首》既创造了令人惊讶的接受历史，而其自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它已成为词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变得独特和无法替代。
宋词三百首卷一 宋词三百首卷二 宋词三百首卷三 宋词三百首卷四 宋词三百首卷五 宋词三百首卷六 宋词三百首卷七 宋词三百首卷八 宋词三百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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