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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问题，看北京中高考改革，培训行业要变天？
4月初，北京的75后家长们和广大教育培训从业者们一起等来了近年来最大幅度的中高考改革方案，最核心的消息就是，自2020年起，报考普通本科院校的考生的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科目成绩组成(即“3+3”)，选考每门科目满分100分，总分满分值为750分。
和每一次房屋拆迁、道路改线一样，位置的挪移必定会导致格局的变化，教育政策的变动不仅牵动着家长和学生的神经，对于教育培训机构和在线教育企业及时调整思路，做精准的市场进攻，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以下十个问题，希望能够窥得改革影响之一斑，至于是否能见全豹，则要看行业是否合力了。
问题一：语数外培训会火成什么样？
北京高考改革最大的变化就是将6门必考科目转成了3门必考科目，其余6门课均为选考，这几乎是在可接受的最大范围内保证了学生的自主性，以前只能在3门必考文科和3门必考理科中选择，致使部分考生『文理选择焦虑』，万一文理科各有两门学得好的，又有两门学得差的，怎么选？类似这样，由于不慎重的选择误了学业大事的情况，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按以前的经验，每个学生一般是文理科各有1门课是较弱项，总共2门。现在一下子可以舍弃3门弱项科目，学生就可以在剩下的4门长项科目中优中选优，再剔除掉一门不感兴趣又稍弱的科目，剩下三门都是自己的绝对优势科目，像比武场上每个人可以自由从18件兵器中挑3件自己耍得最好的，那么在比武(应试)时基本就在客观上保证了起点的公平。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既然选考科目大家都是优势对优势、硬碰硬，那么必考科目不就成了拉开差距的最好途径？
中高考数学无疑是培训师的香饽饽，从初中开始或多或少补习过数学的学生，比例高到不可想象，而这个蛋糕被形形色色的授课主体瓜分蚕食，甚至以初高中数学专项培训起家的机构也不在少数，中高考改革带来的重视必考科目的思想，必定会将数学培训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十几年前英语培训师造就了新东方，今天，数学培训会让第二个新东方横空出世吗？
我们把英语放在后面单独聊，现在想重点聊聊语文。语文无疑是所有必考科目中入门最容易却最难突破高分的学科，短期培训效果最不明显，因此一直不被培训市场所重视。但由于数学和英语培训市场的竞争已经十分充分，市面上又少有能够帮助学生快速提分的语文培训课程，我在这里做个预测：如果有中小机构能够将教研力量专注于语文的应试教育，帮助学生在半年到一年内提分，这样的中小机构一定会在线下培训的红海中突出重围。如果再能借助在线教育手段做内容输出，则很可能成长成为大型企业。
当然还有一部分注重培养学生能力，提升文学素养的非应试语文课程，不在上面的讨论范围之内。
问题二：自选科目的辅导还有市场吗？
前面文章已经提到，学生从以前文理2选1的痛苦选择，变成了6选3的优中选优，选出来的三门科目都会是学生的最强科目组合，那么这六门选考科目的课外培训还有市场吗？
由于大部分学校周末休息时间有限，或一天或两天，同时又要完成学校作业，大多学生课外培训的科目数在2-3门，现在好了，除了主科必考还得补1-2门还得补，剩下的不是长项，扔掉多开心。
可以肯定的是，这六门选考科目的课外培训蛋糕一定会变小，那些取消学习课程的孩子们自然不会来补课，但会不会消失呢？个人判断是不会。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心理转变就是以前孩子们会努力补木桶的短板，长板则完全依赖自学，现在都是长板了，学生一看，哟，那我补短板的时间可以空出来学长板科目了，以前85分，现在我得95分才能超过别人。
这种选择和心态的转变会在市场上剔除很多招几个大学生来给学生查漏补缺的机构，选考某门科目学生会更倾向于拔高和超前学习，对培训师和课程设计的要求逐渐提高，低成本、小规模的线下机构会越来越少。
同样倾向于集中力量投入教研、师资储备和自适应学习的在线教育机构，因产出周期长，在教研和师资等方面基本可以不计成本投入，标准之高，是线下机构无法企及的，如果能够以精品师资和优秀的教研能力帮助一批高标准的学生拔高，示范作用将会非常明显。
问题三：会不会出现中国版AP课程？
说这个问题之前先来捋两个事情。
一个是AP课程是什么，AP是指Advanced
Placement，多开设于于美国高中，给学有余力的高中生提前体验大学课程的机会，内容较为艰深，很多大学接受AP成绩可以在入学后抵大学学分。
一个是『学有余力』这件事，美国AP课程遍地开花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高中学生平时成绩和表现相对更重要，SAT和ACT成绩可一年多考，这样就留给了学生自主规划AP课程学习的机会；二是大学学分实在是太难拿了（这点可以求证任何在美国留过学的同学），提前拿上几个大学学分，起码能让大学生活稍微轻松一点，也能挪出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获得工作经验。
谈论中国能否开设自己的AP课程，就绕不开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是AP课程的形式是否适应中国，个人认为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学校越来越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高中到大学的衔接也越来越紧密，出现提前体验大学课程的准AP课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高中阶段如火如荼开展的各类奥赛，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AP课程，但其效用仅止于录取，进入大学后则没有太大作用。
其二是学生是否学有余力，如果按照理想状态，这次高考改革由于可以让学生选择优势科目应考，间接增加了学生自主掌控的时间，那么AP课程开设后，学生就可以利用这些自主时间来参与AP课程的修习。但这点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原因就是学校、家长、培训机构、学生自己等多个主体都在争夺仅有的空余时间，高考改革后，谁能成功夺取学生宝贵的自主时间，还是个未知数。
关于中国版的AP课程的开设问题，你怎么看？
问题四：职业规划/体验课程会不会是教育培训新风口？
聊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政策里有一条，高校可以根据专业的不同，规定本专业选考的科目。这个其实是给上面讨论的几条宽松政策的紧箍咒。你想嘛，高校开一门核物理学专业，结果招来的学生是选考政治、历史和生物上来的，老师不得崩溃喽？所以可以预见的是，会有大量高校的专业会提前研究并公布可接受的选考科目范围，只接受限定条件的学生。
这就给学生增加了一项难题，我应该选什么？比如学生对电力相关专业很感兴趣，但我没有提前设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高考完，傻眼了，所有学校规定的选考专业和自己选的都不符，哭都来不及。
而有些已经体验过职业课程、明确了自己的职业方向的孩子们则要欢呼雀跃了，也许只是和当记者的老爸体验了几天记者生活，也许只是参加了一个天文夏令营，但正是这类可以短期尝试，又能够窥一斑而略知全豹的职业体验，给了学生提前选择职业方向的机会，这种机会恰恰在选考课程的选择上格外重要。
与之相对应的消息是，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马嘉宾在高考改革与学生发展指导高峰论坛上透露，教育部正在起草学生发展规划指导文件，不久将出台。我国将用五年左右时间普及生涯规划教育。
但由于学生基数太大，职业规划（体验）教育普及尚需时日，各地此类教育水平和培训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也许能够留给培训行业，特别是在线教育行业一次新的起飞机会。
问题五：你们准备怎么填补学生空出来的时间？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幼儿园、小学阶段，课外教育课程琳琅满目，类型丰富到难以想象，书法钢琴美术等艺术教育、自然教育、体育教育、亲子教育、国学教育等等，估计能写整整一张纸。但一到初中，特别是上高中之后，这些课外课程就被严格封锁在孩子的教育清单之外。
这些课外课程不是不好，也不是学生不想上，到初高中就没落的原因呢，说得直白点，就是学得再好，中高考也不加分。
中高考改革后，课外兴趣课程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确定因素和一个不确定因素的不同影响。
一个确定因素是，学生的课业压力会由于选考课程的原因而相对减少，学生的心理压力会随之减轻。如果周末空余时间增多，一部分学生和家长的兴趣点会转到非应考教育课程和准教育活动上来，对于以课外课程和活动为主的企业，应该做好准争抢学生周末时间的准备；
一个不确定因素是，这次中高考改革也的确没有提到这些额外的技能能够在升学考中加分，这应该是学生说服家长同意其参与此类课程的最大阻碍，但由于平时成绩和表现（平时表现即包括了类似技能和社会活动）在中高考成绩占比在不断增加，不排除顶层设计时会将此类额外技能加入总分考核范围之内。
如果不确定因素趋向利好，则此行业出现独角兽的机会非常大。
问题六：职业教育会向高端化发展吗？
职业教育并非我的本行，观察不多，且贴近就业端、涉及主体众多，这里仅从政策和趋势上谈一谈个人看法。
近年来，职业教育的二次发展屡次成为热门话题，重磅政策频出，个人认为有比较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为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服务，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这个短期目标的达成；二是长远上，要扩大中产阶级群体的规模，以优秀高校学生为代表的『高知群体』和以高级技工为代表的『高能群体』，组合成为中国的新中产阶级群体。
结合我国线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路径，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变化，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增加，我认为可以判断中国的职业教育已经走过发展的初级阶段，开始向中级阶段迈进。这个阶段虽然职业教育仍然被叫做职业教育，但内涵已经大不相同，职业教育与市场衔接愈发紧密，课程设置进一步优化，毕业生进入企业的适应能力进一步增强，一定会出现一批职业教育的『明星毕业生』，有一定职位、有不错的薪水，而这又会给徘徊于大学和职校的学生和家长以榜样作用，摒弃『实在没办法才上职校』的陈旧观念。
一方面，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体验课程增加，影响学生主动选择职业道路；另一方面，入读职校成为学生家长的主动选择而非被动盲从时，生源质量会得到明显提升。两方面合力，会否驱动职业教育向高端化发展，欢迎职业培训领域的资深老师参与讨论。
问题七：英语综合训练课程会成为风潮吗？
高考改革正式方案公布前，英语降权风刮了快一年，结果让很多人失望了，英语还是妥妥的150分，一分没降，听力成了一年两考，2021年起还要加入口语考试。
这不仅没有削弱英语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反而有所提升，明确了英语作为基础工具科目的作用。
以前家长还有侥幸心理，觉得孩子英语学不好就学不好了，比重反正要往下降，有别的科目拽着呢。现在不行了，还得学，而且学得越早越好，综合能力（听说读写）越强越好，早点夯实英语基础，不仅高考多了竞争力，如果到时要出国也更容易些。
60后父母懂英语的很少，所以85后学生基本依靠学校课堂学习和少量的课外辅导，学出来的大多是哑巴英语；现在85后懂英语了，想指导10后学英语，结果发现10后的要求和他们当时大不相同，口语听力什么的，搞不定啊。
公立校的英语培训师教了几十年的应试英语，结果突然发现不行了，得综合训练学生，搞不定啊，
那么还是扔到市场上培训吧。
问题八：全国效仿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问题只说一点自己的立场。
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教育改革尝试，往往是全国改革的风向标，如果实验效果良好，往往会向全国铺开。个人是坚决反对此类改革盲目推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城乡教育资源差异问题是在几十年内难以解决的，高考改革一旦推向全国，看似解决了唯分数论的单一性考核问题，却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
首先殃及的是广大农村学生，原本就师资力量极为匮乏，现在又搞出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来，一所高中总共十几个老师，学生又是走班又是选科考试，老师心理的全面崩溃是不是指日可待？特别是综合素质课程和英语口语听力，北京的家长好办，培训机构遍地都是，农村学生就算是千里迢迢跑到地级市，教育资源也和省会城市差一大截，更不要说经济条件的问题了。
其次是省份的差异问题，经济条件好的省份，教育投入可以多一些，省财政也会全力保障；经济条件不好的省份，即使想投入，也恐怕是有心无力。这样的投入差异五年、十年、几十年积累下来，恐怕几乎是不可逆的鸿沟。在这样的条件下，各省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生态，盲目把『北上广经验』塞给人家，恐怕水土不服是一定的。
虽然我不是教育系统的官员，但还是想说，与其拼命实现『起点的公平』，倒不如换个思路，花点心思实现『终点的公平』。如何让大学成为宽进严出的大学，如何让学生的四年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如何让努力奋进的学生和天天逃课打DOTA的学生拿到的是含金量不同的文凭，如何解决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和企业找不到可用人才间的矛盾，也许才是破除『一考定终身』迷信的最好办法。
问题九：体制内外的大融合会开始吗？
这个话题稍有些敏感，但还是想提一提。多年来，公立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三年制的考试培训机构，因此诞生了衡水、黄冈等一批『考霸』学校。除了考试培训之外的所有，都是走形式，学校只要将学生平安地、成绩出色地送出学校，其余一概可以忽略，一切问题都可以被掩盖。
随着高考改革步伐的加快，顶层设计者开始从制度上引导学校摒弃旧观念、旧做法，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考察录取中会越来越重要，学校不能是考试培训机构了，而要成为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培养基地，从学校走出来的学生起码要成为一个素质全面的大写的『人』，后期在学校考核上也一定会体现对素质课程的比重和效果的考核，并要求学校严格执行关于素质课程的规定。
一方面，学校素质课程教学是否有专业教师担纲，不好说，我们暂时在这里画个问号；
另一方面，学校在素质课程上分散精力，在应试培训水平上，会不会有所下降，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近年体制外培训发展得风生水起，无论是素质课程还是应试培训，都有精良的、可以大范围推广应用的产品问世，如果以上两个方面都成为了确定因素，且如果在政策上，体制内公校允许体制外补其短板，则可能会有一场体制内外的大融合运动出现。
但这样随之而来的风险和管控难度也急剧增加，大融合会不会打开权力寻租的潘多拉魔盒？大概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教育改革重大失误的责任吧。
问题十：公校教师补课之风会不会更盛？
尽管从发布改革方案开始，教委就强调，6门选考3门并非允许其它未选考科目都不学，还是要在学完之后参加考试，通过了才能正常参加高考。但仍然不排除有很多学校、家长抱有侥幸心理。根据以往经验，个人认为可能出现的几个情况如下。
一是，学生认为非选考科目和以前的学业水平测试一个样，不管怎么样培训师都会让你过，从高一、甚至初一就开始从心理上进行选择性偏科，将自己的选择道路越走越窄；
二是，家长在学生偏科后，主动帮助学生实质上放弃学生的非选考科目，而将提前学习选考科目的重任交给学校的此科目老师，和课外培训机构；
三是，部分追求升学率的学校推波助澜。由于高考指挥棒仍以分数为主要考察手段，自主选考后，原来升学率不高的中学认为机会来了，从初一高一开始纵容学生偏科，纵容老师帮助学生偏科，从学业水平考试把关上纵容教师放水，无疑会将更多的辅导权力交给课外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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