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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宋词发展的变革期及其作品选讲（上）
第一节 宋词发展的变革期
第二节 变革期的作品选讲
苏轼对词风的改革及其创作风貌
从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虽有李煜、范仲淹、柳永、王安石等人在词的领域有了开拓，但在文人眼中，诗与词仍然保持很大的距离，词仍然是士大夫娱宾遣兴的工具，而对词风进行彻底改革，在词史上另辟一个流派足与婉约抗衡的则是大文学家苏轼了。如果说柳永是一个“职业”的词人，他除词外没有什么爱好亦没有什么学问，那么苏轼则是一个“非职业”的词人了，他爱博而无所不能，在诗坛、文坛、词坛都卓有建树。他的影响在当时虽不及柳永，其词“要非本色”，然而他实开了南宋的辛、刘一派，成为词中的一个别支。
一、 苏轼对词风改革的贡献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十二月。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谈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元年（1056）试礼部，主司欧阳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譁不厌，久乃信服。神宗时与王安石议不合，贬黄州，筑室东坡，号东坡居士。哲宗时召还，累官翰林学士、兵部尚书。绍兴初，坐讪谤，安置惠州。居三年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徽宗立，移廉州。北还时，卒于常州，时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享年六十六岁。高宗朝赠太师，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并称“三苏”。
苏轼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学家，工诗文，擅书画，他的字能卓然成一家，画虽不多，善画淡墨竹石等小品，亦极名贵。至于词，成绩亦卓然，有词集名《东坡词》，又名《东坡乐府》，共存词三百多首。他的对词的革新常为后人称道。《白雨斋词话》卷七：
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
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
矣。
把其词成就置于其诗文之上。陈廷焯称苏词为“此老平生第一绝诣。”
如果说耆卿对词史的贡献，主要还在于对体制（慢词）的发展以及“展衍铺叙”的手法运用，内容上还是沿袭晚唐五代以来的娱宾遣兴的余绪；那么苏轼对的改革却是全方位的，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中律，都有除旧布新之功。这种全面的革新，就是《后山诗话》所说的“子瞻以诗入词”。关于这一点，赞同者以为是，拘守“别是一家”的正统者以为非。其实“以诗入词”系指凡可入诗者，亦以入词；可于诗言之者，亦于词言之，不拘限于在那里写“红绣被、两两间鸳鸯”（牛峤《忆江南》）、不拘于写“细草愁烟，幽花怯露”（晏殊《踏莎行》）。凡是可用诗表达的都可用词来表达。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云：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苏轼对词的改革成果有下面几个方面：
１、提高词品（冲破了“艳科”的藩篱）
从《花间》至柳永，始终不脱“词为艳科”的范围。这些花柳之词，冶荡之音，与正统的言志、载道的诗文比，自然其品卑下。宋时以词为“小道”、“小技”，作词有时还被认为有才无行，有玷令德，如柳永就以词而落第。又魏泰《车轩笔录》卷五载：
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
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耳，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
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
三人说法不同，但对词都取鄙薄态度。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言晏几道手写长短句呈韩维，韩亿报书曰：“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教训晏几道戒词以保全德行。二晏词品，较之温庭筠、柳永等的侧词艳曲，已有雅郑之别，但因没摆脱“缘情而绮靡”的倾向，仍不免遭致讥评。苏轼“以诗入词”，就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两者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于是并见于乎词。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都可用词来表达。其《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些作品，逸怀浩气，堂堂正正，词品与人品得到了统一，就是写闺情的作品，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品格特高。所以胡寅说：“及眉山苏民，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向子諲酒边词序》）元好问《新轩乐府引》云：
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
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
宋时对晏殊、欧阳修等名公大臣作词，犹多异议，但对苏轼词品，谁也不敢菲薄，最多是说它不甚叶律而已。这是苏轼提高词品所引起的变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从此词与诗并驾齐驱的地位逐渐得到了确认。
２、扩大了题材和词境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东坡为词境拓土开疆，把自己的性情、学问、襟怀融之于词，使词走出了花间小径，涌进了生活波涛。在他的三百多首词中，有反映爱国思想和人民生活题材的，在他以前的文人词中是极其少见的。另外，苏轼曾宦游东南，后又长期谪居边远，因而有许多词作，就是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寄寓他的家国之感和怀人之情，表示出吊古伤今的慨恨以及对妻、弟、友朋的厚意。“一洗倚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酒边词序》），具有创新特色。
第一， 在其词中充满爱国的感情。
词本“昵昵儿女语”，苏词则出现了“划然变轩昂”的场面。 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就很典型地反映出了这种感情。（原词见教材，此不录）
该词写于神宗熙宁年密州任上，这时他反对新法离开京师已有四年，在各处地方官任上，他能关心民间疾苦，并做过不少有利民生的事，就在是年春，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叹息道：
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
相望者二百余里。
他还在《教战守》中指出：“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这些都可视为该词写作的思想基础。这首词上片写出猎，下片写请战，词中先以勇射猛虎的东吴孙权自比，希望朝廷加以采用，俾能为国效力，在反侵略战争中立功勋。有“横槊赋诗”的气概。词中流露出了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怀以及立功边陲的雄心壮志。语言形式上，上下片以三三四五七言构成，语言自然宛转，音节响亮。总之该词反映了重大主题，从而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看法。
第二，苏轼的农村词。元丰元年（１０７８），苏任徐州太守，到城东石 谢雨，作词五首纪行，描绘了淳朴的农民和徐州的农村风光。（教材上所选《浣溪沙· 籁籁衣巾落枣花》是其中之一）五首词中写到：初夏麦收时节，作者一路行来，但见白头老翁和黄发幼童高兴地赶去看逆神赛会，采桑姑娘们三五成群地挤在棘篱边谈笑，（第一首）指点着太守的仪仗。（第二首）进入村东，家家缫丝正忙，缲车到处响，煮茧一村香。（第三首《麻叶层层苘叶光》）枣花籁籁地落在行人衣巾上，长得密密的桑麻叶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正在目不暇接的当儿，耳边又传来古柳之下卖瓜者的叫声声，诗人因日高且渴，敲门讨茶喝（第四首《籁籁衣巾落枣花》）。作者置身于这种“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丰收环境中，心中充溢着无限的喜悦。这一组词，笔调极明快，写来生意盎然，兴会无穷。作者勾勒出了一幅农村耕织图，他把鸟苔虫鱼草木等自然风光，还有男女老幼活跃的姿态，都细致而有声色地写进词中，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在黄州时又写了《浣溪沙》五首，其中有“雪晴江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之句，与杜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安得万里裘，盖哀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同一意境，三人分别从食、住、衣着想，推己及人，表现了对民生之关怀。
此外，元丰七年“量移汝州”，离开黄州时，写了一首《满庭芳· 归去来兮》词，虽是写惜别之情的，但词中回顾自己与民人的交往，亲手栽的杨柳、打渔用的渔网蓑衣等等，诉说了自己与居民之间的挚情，读来亲切有味，亦可属于农村词范围之内。
总之，在苏轼以前，还没文人采用过这类题材，苏轼能把他的创作视野扩展到农村方面，是他在题材和词境方面的拓展。
第三，思友、惜别、怀人的作品，其中不作缠绵悱恻的绮语，而是通过写景抒发自身襟抱，或以此念旧思远，读来迥异一般的浅斟低唱。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悼亡词《江城子》、《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沁园春· 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南乡子》等。
《江城子》是纪念妻子王氏去世十年而作。（词见教材）全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先刻划饱经忧患、无处话凄凉的身身形象，再通过相对泪千行的梦境，诉述了难以排遣的悲思。表现夫妇爱情的小词句不多见，而苏轼此词，能结合自己十年来宦海升沉的感慨，道出对亡妻的忆念，写得真情郁勃，句句沉痛，一往情深，可与潘岳、元稹的悼亡诗前后比美。诚如后山所云：“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就结构而言，起言死别之久。“千里”二句言相隔之远。“纵使”设想相逢不识之状。下片，忽折到梦境，轩窗疏妆，犹是十年以前景象。“相顾”两句，设想相逢之悲，与起句“生死两茫茫”相应。“料得”两句，结出“肠断”之意。曲折如环，想象离奇，而又一气呵成，真情流注。意境是花间所无的。
又如《水调歌头· 明月几声有》：全词借问天、问月以抒发兄弟之情，兼以寄寓个人怀抱。上片从问月而至赏月，由向往月宫到月下起舞，有人问天上、此乐相同之意。下片从赏月回到问月，由月难长圆到人难长好；有天上人间，此恨无穷之叹。最后以乐观放达的视愿作结。作者通过想象设问，展现中秋月宫琼绝尘寰的奇景，再从景物的自然更迭引到人事的流转变迁，以自然境界的清澄辽阔反映出作者思想境界的开朗廊达。语言脱却柔靡，不落俗套，是历来中秋词中意境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首。他和苏辙，相隔三岁，不仅同窗学习，又一起随父入京赴考，同时进入仕途，又因反新法先后离京赴外任，两人的感情很深，在词中还有很有描写手足深情的篇章。
其《南乡子》是写他与即将离任的杭州太守陈襄的交谊的：
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祗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
客行。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浅。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
泪不晴。
本词上片以临平山上之塔象征词人自己伫立城外目送友人远去的孤独形象。下片以秋雨尚有晴时来与自己别泪不干作比较，借此显出两人友情之深厚，读来韵味佳胜，截然不同于流俗的应酬之作。
第四，苏轼咏物词在词境词意上亦多创新。
咏物词盛于南宋，北宋还不太多见。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指出：“词原于诗，虽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苏轼咏物词如《水龙吟 》咏笛、咏杨花，《卜算子》咏孤鸿，《减字木兰花》咏古松，或体物浏亮，或寓意深沉，在词意词境上亦多创新。
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很受王国维欣赏，他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似花还似非花”，形容杨花且又拟人。杨花在飘坠时，方始动人情思。接着便从“坠”字引出词意。“抛家”三句承“坠”字，写杨花飘坠之态，惜其飘落无归。“萦损”三句，摹写杨花之神，惜其忽飞忽坠也。“梦随风”三句刻画杨花飞去飞回、忽起忽落姿态，摄出杨花之魂，惜其忽往忽还。从“神”暗含“有思”。以上正面写杨花飞舞之态。下片又申言杨花之归宿，“惜”意愈深。“不恨”两句从“飞尽”说起，惜春事已了。“晓来”三句，惜杨花之经两，采用了以水化为浮萍的传说。“春色”三句，承“化萍”而来，将全篇提醒。“离人泪”，近承“流水”，遥应“寻郎”，以写杨花兼又写人结束。
苏轼还有一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常州派比兴说认为本词咏鸿而又深有寄托。起二句以静景烘托出缥渺如孤鸿的幽人形象，再写孤鸿有恨而又无人理解，其徘徊沙州，与不肯栖同意，都是衬托出“孤”字。孤鸿心事，即是幽人心事，至于所恨何事，则难明。这是通过孤鸿暗示作者贬居黄州后那种“得罪以来，深自闭塞”（苏轼《答李端叔书》），然而又不甘随俗浮沉的傲世之情。所谓寄托者，当指此而言。以上两首词均以含蓄蕴藉见长。
第五，苏轼怀古抒情之作，境界雄奇阔大。
这方面自然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出现了浩荡的长江，大战的故垒，和当年风云际会的一时豪杰。（见教材）作者从长江的滚滚东流，感到时光的流逝与历史的演变，怀想起以往一代又一代的风流人物。把眼底心头的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推出，而又完全熔铸在一起，视野之在，胸次之高，在词中是空前的。其实赤壁并无如此十分奇险峻峭。陆游《入蜀记》说赤壁“亦茆冈尔，略无草木”。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记他经过黄冈时，所见：“赤壁，小赤土山也，未见所谓‘乱石穿空’及‘蒙茸巉岩’之境，东坡词赋微夸焉。”又《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小乔嫁周瑜，为赤壁之战十年之前事。词中云“小乔初嫁”，用以突出周瑜的少年英俊，亦属“微夸”。作者是靠了这种“微夸”、虚构，上下古今，神游目接，对词境作了恢宏的开拓。词中，在词人笔下的山，是巉崖削壁；水，是冲飙怒潮；山水相激，浪飞涛涌。月光之下的千里江山，显得峰奇波谲，令人如同面对一幅交织着幻想与真实的画面。接着又从奔腾流逝的江水联想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并以灵动的笔触点染出周瑜当年雄姿英发和笑谈破敌的气概，形象地颂扬了这位力主抗敌的东吴将军。境界阔大，成为“乐府绝唱”（元好问《题闲闲书赤壁赋后》）。
３、改进词风
苏轼性格旷达，他虽屡遭窜逐，万里投荒，亦处之泰然。这种性格明显地表现在作品中：表现在散文上，便是“浑涵光芒，雄视百代”；表现在诗（狭义的）上，便如“天马脱羁，飞仙游戏”；表现在词上，“遗世独立”，是一个“横放杰出者”。
关于苏词风格特点，前人论述各有侧重，不一致。
有以为豪放者，始见于绍兴辛未（1151）曾慥跋《东坡词拾遗》：“豪放风流，不可及也。”嗣后陆游《老学庵笔记》和朱弁《曲洧旧闻》均有论及。
有以为“清丽舒徐”者。如张炎《词源·杂论》云：“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咏闻笛，又如《过秦楼》、《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隐括《归去来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
有以为“韶秀”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人赏东坡粗豪，我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
有以为清雄者。王鹏运《半塘遗稿》云：
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
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
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雅雄，敻乎轶尘绝迹，
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
以上诸家所见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揆之苏轼词风，撮之有三：曰清旷，曰豪放，曰婉丽。
第一、先说清旷。
《东坡乐府》三卷，十之六七都应属这一类。论者称苏词云：“绝去笔墨眭径，直造古人不到处“，“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即指此点而言。清旷的风格在这三个方面体现了出来：第一，在苏词中往往流露出了性格的旷达；第二，不喜写男女艳情，即使写了男女之情，亦不涉狎亵；第三，辞句不尚藻饰和雕琢。举例如下：
照野瀰瀰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
一溪明月，莫教蹋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西江月》）
词中没有惊人辞句，但作者洒脱不羁的人格使读者神往。
苏词为朋友作的多，为女人作的最少，即有亦不猥亵。如：
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
别。（《醉落魄》）
据说这首词是为一个妓女作的，但作者的态度却很庄重，诚恳。至于不尚琢饰就比比皆是了。写景的如：“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濠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望江南》）写情的如：“漫道帝城天样远，无易见，见君难！”（《江城子》）都写得浑朴、真切。从以上这些隽妙的吐属中，见出作者旷达的性格。所以，刘熙载在《艺概》卷四中云：“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王鹏运在《半塘遗稿》中亦说：“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蓄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吷庵手批东坡词》）。这些评语都说明了苏词的清旷特色。
第二、说豪放。
据俞文豹《吹剑录》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这故事，说明了两人的风格不同。须关西大汉唱，这虽不无讥讽之意（当时词是由歌妓唱的），但正说明了他的豪放风格。所谓豪放从大处说囊括了清旷，但细分之却不甚相同的。所谓豪放既有豪又有放，就是说，既包括了作者流注在词中的豪迈奔放之感情，坦率开朗之胸次，豪迈气概、放笔恣肆；亦包括了苏词的不拘法度、不囿于声律、句法等形式，豪放不羁，纵情放笔。一句话：“豪就是气魄雄伟，放就是解放，不守常规。”（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其实“豪放”二字不能全部囊括苏全部作品，只是一小部分，象用“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的作品只是一部分，因此只能说苏词开创了豪放风格，却不能以“豪放”概括所有苏词。
下面看苏词气魄雄伟，所谓豪的例子，如：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
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念
奴娇》）
这与《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诸作都是豪气四溢的作品。
苏词“放”有内容的“放”，辞句的“放”，声律的“放”：
内容的放，前面已有论及：苏词或记叙游览行役，或酬酢亲朋，或追古怀人，或写农村风光，或咏物抒情，或写闲适情趣，或以理入词（如《无愁可解· 万事从来风过耳》），甚可开玩笑（如：《减字木兰花》：“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多谢无功，此事如何著得侬”）……即所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这就是内容上的放。
辞句方面的放，《哨遍》即显例：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
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
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
知还，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
书中有真味。……
全词檃括《归去来辞》，不独句法类散文，且采用诗赋语与经典语。这种放笔肆恣的写法，兆辛词之始。
苏词在声律上的放
苏轼不善唱曲，因而其词有不入腔处。彭乘《墨客挥犀》卷四云：“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人们多指责他“多不谐音律”（见《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晁补之《评本朝乐章》），《侯鲭录》卷八引黄庭坚曰：“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音律小不谐。”其实，苏轼并非不能歌，他曾自歌古《阳关》，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引）。苏词不少是协律合腔的，传唱不衰的。“坡词欲唱无人会”（谢過《虞美人》）的情形，并不能包括苏词全部。如苏轼在徐州作《满江红》，“俾妓歌之，满席欢甚。”（《古今词话》）《独醒杂志》卷三谓苏轼守徐州，作《永遇乐》燕子楼乐章。一日，“忽哄传于城中”。原来是一个知音律的巡更的逻卒，夜闻歌声，为之传开的。这样的记载颇多，滋不多举。总之，苏词之所以不协音律，“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子庵笔记》卷五），他“自是曲子缚不住”者，豪放的性格、作风，使他的词以意为主，不拘守词调原有词律句法的特点，在大体遵守音律的基础上，对词的句法、叶法时作个别变动，以求声、辞相结合。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说就是一例：
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
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
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调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当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
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他家间亦有之，亦词家一法。
这是不尽协律，在声律上“放”的例子。同时这种声律上之放还体现在苏词中一调多体的现象上，这种一调多体，对发展词调，打破词律的僵化和词调的凝固化，亦有积极意义。
总之，苏词的豪放风格表现在内容、题材、辞句、声律、写法等形式上。苏作诗甚早，二十四岁侍父自眉山江行至荆州，集途中诗为《南行集》。而作词则较晚。三十七岁才开始写词（据朱孝臧为《东坡乐府》。编年，最早的词为熙宁五年在杭州作的《浪淘沙》「昨日 出东城」、《南歌子》「海上乘槎侣」）。苏词创作亦有个发展过程。杭州任上所作，尚不外乎游宴酬赠，且皆为小令，词名未著。三十九岁赴密州，从此多长调，其豪放特色从他密州、徐州所作中引人注目地陆续显现出来。四十四岁后，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近五年，所作五十首，多豪迈雄放作品，豪放作风于此时成熟，其《赤壁怀古》就作于此时。
第三、说苏词婉丽作风。
婉丽不是苏词本色，但它同豪放一样，可代表苏词的一部分。只谈豪放不能尽见苏词面目。冯煦为朱孝臧《东坡乐府》作序，就提出：“东坡之于北宋，稼轩之于南宋，并独树一帜，不域于世，亦与他家绝殊。世第以豪放目之，非如苏、辛者也。”他认为苏词的最大特色是在刚柔之外，自成一体：
词有二派，曰刚与柔。毗刚者斥温厚为妖冶，毗柔者目纵轶为粗犷。
而东坡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缠绵芳悱，树秦、柳之前旃；空灵动荡，导
姜、张之大辂。唯其所之，皆为绝诣。
周济评其词“韶秀”，张炎评其词为“清丽舒徐，高出人表”，都说明了在苏轼词集中豪放与婉丽之作并存。有写得极华美的，如：
红绡衣薄麦秋寒，绿绮韵低梅雨润（木兰花）有极缠绵宛转的，如：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水龙吟》）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乡帘开，一点明月窥人，
人未寝，歌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
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
暗中偷换。（《洞仙歌》）
这类词难道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来唱么？
还有极似柳永的，如：
丹青□画，无言无笑，看了漫结愁肠。襟袖上，犹存残黛，渐减余香。
一自醉中忘了，奈何酒后思量。算应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雨中
花》）
又如其《浣溪沙》：
道字娇讹语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朝来何事绿鬟倾。彩索身轻长趁
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困人天气近清明。
贺裳《皱水轩词筌》称本词“‘彩索’两句，如此风调，令十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道出该词是以风格之婉丽而为人击节称赏。
可见苏词中豪放与婉约并称，刚与柔并称。不但体兼刚柔，甚至有的名作，一篇之中刚柔相济。《念奴娇》述周瑜不世之功，却以“小乔初稼”衬托他的“英姿”；《水调歌头》怀念子由，亦借婵娟秋月以互通情谊，都是刚中有柔的例子。苏轼在《与子由论书》中曾说到自己的书法云：“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刚健含婀娜”自评其书之语，亦可移来评其词。
二、苏轼词在词坛上承前启后的关系。
苏轼与柳永，风格总体上是大不相干的，苏轼亦曾鄙薄过柳词。但仔细分析起来，苏三十七岁所作的一些婉约词，风格很受柳词影响。这亦可从一些材料透露出个中消息，如苏轼《与鲜于子骏书》说：
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
《碧鸡漫志》云：
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
宠，虽可笑，亦好庸笑也。
将此二说合甚力，可见出其中消息。另外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认为：东坡乐府，书凡三卷，前二卷是编年的，起于苏轼三十七岁，终于六十五岁，不载少年时代作品，后一卷无编年，不能确定其作的时间。值得怀疑。苏或在早年一度学过柳永，因苏的少年时代，柳词正风靡一时，苏受柳的影响也是很可能的。陆、冯二人之说可供参考。
苏词对后来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先后出现了少苏轼的追随者。王灼说：“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者，叶少蕴、蒲大受亦得六七”（王灼《碧鸡漫志》）当时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朱敦儒、陈与义、向子諲等，都是学苏词的。如黄庭坚《水调歌头》有“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霞湿人衣。”即从苏《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中化出。又如叶梦得，其前期词受贺铸影响“绰有温、李之风”（关注《题石林词》），南渡初，词由个人闲愁转为家国之感，从而成为豪放词派的传人之一。
北宋灭亡之后，苏词词派分为南北两支。
一派传于南，则为叶梦得，陈与义、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南宋词人，在南度后的词坛一时成为主流。《四库提要》云：“词自晚唐五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后遂至有苏、辛合称。
一派传于北，则为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金源词人。金源一代，苏学盛行。有“金源一代一坡仙”的说法。苏词得到高度评价。元好问为金源大家，词宗东坡，亦浑雅、亦博大。《蕙风词话》卷三谓“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而雄不逮焉者。”
直到清代，从陈维崧、顾贞观、蒋士铨直到王鹏运、朱祖谋等都受苏词影响。
附：黄庭坚豪放处近苏，艳治俚俗处近柳，婉媚近秦。其《瑞鹤仙》词云：“环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瑯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以文入词，颇似苏轼词《哨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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